根据中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属于刑法中的财务造假行为，涉及到经济犯罪。如果被怀疑犯有这样的犯罪行为，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对于涉嫌犯罪的人员，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 请被怀疑犯罪的人员找到一位有资质的律师协助咨询和代理案件。 2. 律师将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帮助被怀疑犯罪的人员准备相应的申请材料，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财产状况等。 3. 律师将申请材料递交给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 4. 公安机关会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审核，如果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会将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并向检察机关提出取保候审的建议。 5. 检察机关会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调查材料和律师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如果认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会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的请求。 6. 法院会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同意对被怀疑犯罪的人员进行取保候审。 7. 如果法院同意取保候审，被怀疑犯罪的人员需要按照法院的规定，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并接受限制和监管。在取保候审期间，被怀疑犯罪的人员需要按照法院的要求配合调查和出庭审判。 需要注意的是，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免除，只是在审判程序中的一种法律措施。具体的操作流程和取保候审的条件可能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咨询专业的律师以获取准确的法律帮助。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拘留 拘留是短期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拘留可以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应当注意的是，审判机关不可以采取拘留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如果需要对被告人进行拘留的可以适用司法拘留。 拘留的对象： 拘留这一刑事强制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现行犯或者有重大嫌疑的分子。一般来说存在如下几种情况的，可以对相关人员先行拘留，之后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逮捕或者其他刑事强制措施。 相关人员正在预备实施犯罪，或者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或者实行犯罪结束之后被当场发觉，也就是说被抓了现行；相关人员被在场的人员或者被害人当场指认实施了相关犯罪行为的；司法机关在相关人员身边或者其住所发现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的，如交警在例行检查时，在相关人员的汽车驾驶室内发现了毒品；相关人员在实施了相关的犯罪之后，企图逃跑、自杀或者经司法机关查证属于在逃人员的；相关人员在实施犯罪之后，为了逃避刑事追诉而毁灭、伪造证据，或者有可能与他人进行串供而逃避刑事追诉的；有重大嫌疑的分子，面对警察等执法人员的盘查，而不讲其真实的姓名和住址，或者无法查明其身份的；相关人员有流窜作案的重大嫌疑、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或者结伙作案的嫌疑的。 拘留的程序： 公安机关在拘留相关人员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除非存在紧急情况暂时无法出示，但是在将犯罪嫌疑人带到公安机关后立即进行审查并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机关将相关犯罪嫌疑人拘留之后，必须及时进行送押，将犯罪嫌疑人送押看守所的时间至迟也不得超过24小时。并且拘留之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员的家属，除非因案件的具体情况无法通知，或者在侦查阶段相关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可能会妨碍侦查。 此外，如果被拘留的人员是人大代表，还必须履行特殊的程序，这主要是为了保障人大代表充分有效地履行其代表职权，而不受外界不当因素的干扰。如果被拘留的人大代表是现行犯的，可以对其先行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之后依程序进行逐级报告。如果被拘留的人大代表是非现行犯，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逐级报告，经批准机关批准之后，再对相关的人大代表采取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 此外还应当注意，如果是异地拘留的，必须通知拘留当地的公安机关，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相关人员进行拘留。 拘留的期限： 在对犯罪嫌疑人拘留之后，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如果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立即释放。如果经审查认为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批捕的，也应当注意如下几个时间点。 首先，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如果案情比较简单认为需要批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之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如果存在特殊情况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之后，可以在3日的基础之上延长1到4日。如果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的，案件的侦办工作量比较大，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之后，可以将提请批捕的时间延长至30日。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之后，应当在7日之内决定是否批准逮捕。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不讲其真实的姓名和住址，无法查明其身份时，拘留的期限则不受限制，在查明其身份之后，再计算拘留的期间。当然在身份无法查明的期间，刑事诉讼程序也应当正常进行，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给犯罪嫌疑人取特定的代号以代替其真实的身份。 其次，检察机关侦办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侦办的案件中，侦查部门在对相关人员采取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之后，一般应当在3日之内将相关材料移送本院的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特殊情况下，移送审查的时间可以在3日的基础之上延长1到4日。审查逮捕部门在收到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之后，应当在7日之内提出审查意见并报检察长或者检委会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案例分析 发布部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文号：分类导航：所属类别：发布日期：2004-03-16关键字：【阅读全文】刘加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刑事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4）皖刑终字第141号原公诉机关安徽省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加含，男，1950年7月9日生，广东省饶平县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饶平县九村镇洞泉村洞上楼背围1号。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03年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宿州市墉桥区第一看守所。辩护人沈心德，安徽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加含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二00四年一月五日作出（2003）宿中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刘加含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诉讼参与人、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1994年3月，被告人刘加含根据同村村民刘德光的安排与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祁县镇单寨村村民陈德新（已死亡）一起来到宿州市，通过陈德新的弟媳董颖（已判刑）联系到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综合经营分公司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准备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刘加含许诺由上述两单位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按发票销售金额的2.5%-4%给好处费，同时开出同等数量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由此产生的销项税款。上述两单位均表示同意。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还根据刘加含提出的要求，成立了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服装厂，以便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94年4、5月份，经刘德光联系，上述两单位按照刘加含、刘德光的要求，以销售服装为名，给福建省厦门市信达进出口贸易公司等12家单位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38份，发票的销售金额为41759834.12元，税金为7099171.91元，除江西省五矿进出口公司因案发未抵扣税款外，其余单位均予抵扣税款。上述12家单位共汇给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人民币3911870.34元。扣除上述两家服装厂所得的“好处费”后，刘加含、刘德光、陈德新从中提走人民币2678603.29元。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被告人刘加含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刘加含上诉提出：其是为同案人刘德光打工的，只经手9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只能构成投机倒把罪，原判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其辩护人亦提出与被告人上诉理由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经审理查明：1994年春节，上诉人刘加含的同村村民刘德光（在逃）从深圳市回家过春节，与刘加含及在当地打工的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祁县镇单寨村村民陈德新（已死亡）聚在一起，由刘德光提议让陈德新来安徽以做服装生意为名，联系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1994年3月，上诉人刘加含根据刘德光的安排，与陈德新一起来到安徽省宿州市，通过陈德新的弟媳董颖（已判刑）联系到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综合经营分公司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上诉人刘加含许诺由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综合经营分公司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按发票销售金额的2.5%—4%给好处费，同时给同等数量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由此产生的销项税款。上述两单位均表示同意。上诉人刘加含还要求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综合经营分公司注册成立一个服装厂。该分公司经理赵军（已判刑）遂向第一燃料公司经理夏庆军（已判刑）汇报。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燃料公司下文批准成立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是赵军。1994年4、5月份，经刘德光联系，上述两单位按照上诉人刘加含和刘德光的要求，以销售服装为名，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38份，分别给福建省厦门市信达进出口贸易公司、湖北省粮油进出口公司、江苏省淮阴县外贸公司、江西省五矿进出口公司、重庆市纺织进出口公司实业开发公司、安徽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广东省湛江畜产品进出口公司、深圳外贸中发公司、中国包装进出口湖南分公司、深圳北方工程开发公司、中国五金矿产厦门开发公司、广东省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等12家单位。3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金额为41759834.12元，税金为7099171.91元，除江西省五矿进出口公司因案发未抵扣外，其余单位均予抵扣税款。上述十二家单位共汇给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人民币3911870.34元，扣除两家服装厂所得的“好处费”后，刘加含、刘德光、陈德新从中提走人民币2678603.29元。上诉人刘加含在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时，先后交给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盖有“深圳华富贸易有限公司”和“广东省大埔县工业品贸易公司驻深办”公章的虚假空白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56份，让其填写相关内容作为进项税予以抵扣销项税金。该案由原宿州市国家税务局于1994年8月13日向原宿州市人民检察院控告而案发。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上诉人刘加含对其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供认不讳。2、上诉人刘加含与陈德新来到宿州市联系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综合经营分公司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许诺开出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销售金额2.5%—4%给好处费的事实，有证人董颖、赵军、王鹏飞、陈翠珍等的证言在卷证实。3、宿州市第一燃料公司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成立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的事实，有赵军的证言在卷证实，且有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在卷证实。4、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开具38份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金额为41759834.12元，税金为7099171.91元的事实，有证人赵军、张志梅、黄建、王鹏飞、陈翠珍、夏艳玲、岳秋玲等的证言在卷证实，且有提取在案的3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在卷佐证。5、接受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十二家单位共汇给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人民币3911870.34元的事实，有上述两家服装厂的记帐凭证、中国银行进帐单等书证在卷证实。6、上诉人刘加含交给宿州市两家服装厂56份虚假空白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销项税款的事实，有证人赵军、王鹏飞、陈翠珍等的证言在卷证实，且有提取在卷的由宿州市第一燃料服装厂和宿州市新华服装厂填写的56份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卷证实。7、黄立红、孙亚进、李舜林、顾培勇、胡昌华、黎善东等的证言证实了取得安徽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及进行抵扣税款的情况。经审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认为，刘加含辩称其只是为刘德光打工及只参加9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节得不到证据证实。刘加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虽然发生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期间，但是，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原审适用现行刑法正确。故上诉人刘加含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加含为了牟取非法利益，故意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案件辩护词推荐钟某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辩护词尊敬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我作为被告人钟某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在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之前，首先对审判长在法庭调查阶段的公正主持及给予了辩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感谢，我相信合议庭会继续给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我还得明确的是，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对控方关于钟某的罪名的定性表示认可。我的辩护意见有五点：一、起诉书涉及的十二项指控，的确存在大部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通过这二天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法庭调查，我们不难知道，控方主要根据各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及到有关税局调查到的所有发票（按控方的思路，不管是“实开”还是“虚开”，只需被告人签认为其所开即可），以永昌厂开出的所有发票为基数，全部作为犯罪事实推向审判庭。我在此声明：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这种指控方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为地让辩方承担起了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责任，实质上，最终将“皮球”踢给了合议庭。相信合议庭会注意到，这起案件，控、辩、审三方来看，焦点都应该是：在永昌厂与有关单位或个人有正常业务来往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开大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大多少；在永昌厂与有关单位或个人无正常业务来往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出多了的问题。控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完全地忽视了焦点。我们已经注意到，法庭调查表明，十二项指控中的每一项事实真相是不同的，甚至存在重大差别，但《起诉书》十二项指控的描述完全相同，特别是连文字都相同！我不得不怀疑控方对本案指控的罪名的犯罪构成都没有明晰。为了不占用合议庭太多的时间，有关具体案件事实部分留给钟某的另一位辩护人稍后陈述。我亦相信钟某作为亲历者，会在庭后通过书面的形式详尽地向合议庭陈述。我们深知，这起案件人为地给合议庭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我们亦深信，合议庭每一位成员不会雾里看花，相反会擦亮他们富含理性的眼睛，透过事实的表象，抓住本质，在貌似充足的证据堆中，梳理出事实真相，严格对照犯罪构成，作出公正认定。二、被告人钟某具有自首情节，真诚悔罪。某市国家税务局案件移送书、移送意见书及情况汇报、《立案报告》及《破案报告》等资料所述内容相互印证：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前，某市国税部门进行税务检查时，被告人钟某已向税务机关如实交代了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事实；从本案侦查之前到归案之后，被告人钟某均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显属真诚悔罪及有自首情节。在庭审中，钟某对某些不实指控坚决否认，某些真实指控诚恳承认，这不仅仅是自首情节及真诚悔罪的表现，同时有利于合议庭公正地查明案件事实。我还必须强调的是，钟某供述的某些事实，依照法律规定，的确已构成犯罪，但钟某表示不认为是犯罪，这属法律上的认知错误。相信合议庭注意到，这根本不影响钟某具备自首及真诚悔罪情节。三、被告人钟某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据控方出示的数份《抓获经过》所描述的具体内容与各被告人的庭上供述相印证，被告人钟某及王某有重大立功表现。如某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001年9月21日出具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钟某、王某、潘某的抓获经过》证实：钟某、王某“交代了以该厂名义为潘某、邹某、邹绍坤、谭星礼、叶织彬、叶兆声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约一亿元并虚开收购发票总额约一亿二千万元的犯罪事实，于是我队于2001年8月24日对此案立案侦查。后我大队侦查员根据犯罪嫌疑人钟某和王某的交代，于2001年8月29日在南海黄歧珠华土产有限公司内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证据显示，非同案犯徐显平、张建新是根据被告人钟某及王某的举报线索抓获的；同案犯邹某、潘某等是被告人钟某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人钟某及同案被告人王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符合重大立功条件。庭审中，控方认为，《抓获经过》不属于证据范畴，对此，我的看法是：认定被告人钟某立功不是依据《抓获经过》的形式，而是依据公安机关所确认的《抓获经过》所表述的、符合立功条件的事实内容，而且，上述内容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供述相印证。四、被告人钟某的行为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钟某归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赔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50余万元。本案案发后，某市国家税务部门已向全国各地涉案单位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发出公函或协查通报，要求对涉案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不予抵扣、不予退税，已办理抵扣、退税的应依法予以追回。本案侦查终结之前，被告人钟某涉嫌本案所造成的税款抵扣或退税款已被国家税务部门依法全部追回，没有造成国家利益损失。法庭调查显示，控方无任何证据证明，钟某的行为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甚至，控方无论在法庭调查阶段，还是在法庭辩论阶段，均无只字半句提到钟某的行为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不符合《刑法》第205条第2款所规定的从重处罚条件。五、被告人钟某所涉嫌的犯罪是单位犯罪。对被告人钟某的追诉，应以单位犯罪的成立为前提，控方脱离单位行为，以自然人犯罪追诉钟某显属不当，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被告人钟某的处罚应适用《刑法》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处罚。理由有三点：其一、庭审表明，无论是农副产品加工厂还是家具厂，都是有营业执照、有资金、场地、经营活动、且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对此，我们很感谢控方在庭审中予以承认，并认同开具增值税发票和收购发票的行为是单位行为。事实上，被告人钟某所开具的每一份增值税发票或收购发票都是以某市永昌农副产品厂加工厂和之后更名的某市永昌家具厂的名义，作为供货单位开具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符合单位犯罪中单位的主体构成要件。其二、应该肯定，法庭调查表明，起诉书涉及的十二项指控中，大都无证据证明钟某（不管以何名义）开出有关发票时收取所谓手续费，但即使存在收取手续费部分，亦都是以永昌厂名义开出。其三、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永昌厂是为犯罪而设立的单位。庭审表明，永昌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既有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和收购发票的单位犯罪行为，又存在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这一点，控方在庭审中亦予以认可。在法庭辩论阶段的第二轮辩论中，控方却抛出一个重型炸弹：认为永昌厂是为犯罪而设立的单位。这与其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举证证实，并认可的永昌厂有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的说法自相矛盾，既然是为犯罪而设立，设立的目的就是从事犯罪活动，其单位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又何以谈得上有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综上，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钟某予以从宽处理！参考资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最新修订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3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试行）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于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