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徇私枉法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徇私舞弊，以致不应减轻、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的罪行。具体的立案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立案时需要确定被告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即是否具有行政、执法、司法等权力和职责的人员。 2. 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立案时需要查明被告人是否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这包括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保护他人等行为。 3. 为他人谋取利益：立案时需要确定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即他人通过被告人的帮助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利益。 4. 不应减轻、免除或减轻处罚：立案时需要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不应减轻、免除或减轻处罚的程度，即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总之，徇私枉法罪的立案标准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且其行为已经达到了不应减轻、免除或减轻处罚的程度。 徇私枉法罪情节加重犯 本罪存在着情节加重犯的规定，如果行人实施了徇私枉法的行为，致使无罪的人遭受刑事追究或者是有罪的人逃避刑事追究，或者违背事实法律作出裁判，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的，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量刑区间内裁量刑罚，如果行为实施了上述行为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区间内裁量刑罚。 利用职务便利是否包括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虽然徇私枉法罪罪状中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但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都要利用职务便利，对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在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对本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只能作狭义理解，即只能是利用本人职权，而不包括利用与本人职权相关的便利或他人职务便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利用职务便利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利用本人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两种观点的分歧之处就在于对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是否属于徇私枉法罪的利用职务便利的范畴。徇私枉法罪的实质是行为人利用了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即侦查、检察、审判等权力来进行枉法。作为司法机关，必须赋予其工作人员以相应的职责和权限来保障权力的实现。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司法机关的成员都具有司法权的具体职能，换句话说，只有特定的从事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的人员才有利用司法权进行枉法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职务便利只能是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然而，在司法机关对司法权的行使，是按照层级来实现的，即侦查、检察、审判权是分属于多人共同行使的，比如，公安机关对某个案件的侦查，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局长、副局长，负责某个部门侦查工作的队长、副队长以及具体承办某个案件侦查工作的主办、协办侦查人员。在这里，既有对案件具有指挥决定权的上级领导，也有具体执行的经办人员；既有直接利用职务进行枉法的可能，也有领导间接通过第三人实施枉法的可能。因此，利用职务便利在不同的管理体系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决定权的领导通过第三人进行枉法，也应当认定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而不是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那么，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制约关系说、制约关系否定说以及横向制约关系说。制约关系说认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的便利条件应当包括上下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和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间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制约关系否定说认为，职务上的影响力不包括行为人职务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间的制约关系；而横向制约关系说肯定不同部门、单位间存在制约关系。横向制约关系说因肯定不同单位间存在的职务上的制约关系，超出了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便利的范围。比如，公安局长请求同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依横向制约关系说，这属于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显然，这是不合情理的。制约关系否定说因否定制约关系的存在，也不适合解决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而制约关系说则对正确认定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枉法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某市公安局的监察室领导因其亲戚与他人有经济纠纷，遂请求派出所所长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将没有犯罪事实的对方当事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制约关系说，职务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就是一种制约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种。前者是指上下级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后者则是指不同部门人员间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在徇私枉法罪中，共同享有司法权的上下级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关系是属于本人职务范围内的职责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并不是利用职权或地位的便利条件，而不同部门间司法工作人员职务上具有的隶属关系，虽职责分工不同，但具有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就是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这种便利徇私、徇情进行枉法的，应当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范围，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