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等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如果您被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您可以请律师提供帮助。 律师在此类情况下可以提供以下帮助： 1.法律咨询和解释：律师可以帮助您了解相关法律规定，解释您的权利和义务。 2.案件调查和证据收集：律师可以协助您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证据，以便为您进行辩护。 3.法律辩护和代理：律师可以代表您进行法庭辩护，并就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法律辩护意见。 4.法律建议和指导：律师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提供法律建议和指导，帮助您制定合理的辩护策略和应对措施。 请注意，以上回答仅供参考，具体情况还需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和案件具体情况来确定。如果您面临此类问题，请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并按照律师的建议进行处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监视居住是什么意思 监视居住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既照顾到了不同机关履行职能的便宜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内部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相互配合。 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从监视居住这一制度的价值定位来看，总体上它是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替代措施，一方面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措施。 首先，监视居住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特殊情况的，可以以监视居住进行替代。包括如下几种特殊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严重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若逮捕执行起来不方便的，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宜逮捕；对于怀孕的妇女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即使符合逮捕的条件，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亲属等需要他抚养，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唯一的抚养人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可以以监视居住替代逮捕；如果案件存在特殊情况或者出于办案的需要，如出于侦查策略的考虑，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如果羁押的期限已经届满，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的，出于维护人权的考虑，也必须变更为监视居住等的其他刑事强制措施。 其次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但是存在特殊情况的也可以用监视居住来进行替代。这种特殊情况如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能提供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也无法提供保证金保证中的保证金的，那么取保候审就不有不具有切实的可行性，此时就要用监视居住来替代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执行与监督：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固定住处的，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的住处的，也可以变通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即到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的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但是绝对不能在羁押场所或者专门的办案场所来执行监视居住，这是防止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来变相的羁押。 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犯罪是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相关，让他们到自己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后，到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可以折抵管制一日，如果是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两日可以折抵刑期一日。 在监视居住之行的过程中，执行机关应当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督和监控，以切实保证监视居住的有效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控方式已向多元化发展，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至少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采取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的，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方式，如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除非无法通知家属。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计算监视居住的期限。 在监视居住执行的过程当中，检察机关应当对监视居住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认为采取监视居住不当的司法机关可以依职权解除或者变更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应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遵守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轻则因为情节严重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先行拘留，重则构成犯罪要与前罪数罪并罚。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如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的批准，不得离开监视居住的处所，也不得私自与他人会见或者通信；在司法机关传唤的时候，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的到案；在采取监视居住的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对不得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此外在监视居住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应当将身份证件、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以及驾驶证交执行机关保存。 一般来说存在如下情况的，应当将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新的犯罪；或者企图通过逃跑、自杀来逃避刑事追诉的，或者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干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或者对证人、举报人、被害人等进行打击报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案件辩护词推荐 钟某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辩护词尊敬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我作为被告人钟某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在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之前，首先对审判长在法庭调查阶段的公正主持及给予了辩方充分发言的机会表示感谢，我相信合议庭会继续给控辩双方充分发言的机会；我还得明确的是，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对控方关于钟某的罪名的定性表示认可。我的辩护意见有五点：一、起诉书涉及的十二项指控，的确存在大部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通过这二天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法庭调查，我们不难知道，控方主要根据各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及到有关税局调查到的所有发票（按控方的思路，不管是“实开”还是“虚开”，只需被告人签认为其所开即可），以永昌厂开出的所有发票为基数，全部作为犯罪事实推向审判庭。我在此声明：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这种指控方法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为地让辩方承担起了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责任，实质上，最终将“皮球”踢给了合议庭。相信合议庭会注意到，这起案件，控、辩、审三方来看，焦点都应该是：在永昌厂与有关单位或个人有正常业务来往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开大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大多少；在永昌厂与有关单位或个人无正常业务来往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出多了的问题。控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完全地忽视了焦点。我们已经注意到，法庭调查表明，十二项指控中的每一项事实真相是不同的，甚至存在重大差别，但《起诉书》十二项指控的描述完全相同，特别是连文字都相同！我不得不怀疑控方对本案指控的罪名的犯罪构成都没有明晰。为了不占用合议庭太多的时间，有关具体案件事实部分留给钟某的另一位辩护人稍后陈述。我亦相信钟某作为亲历者，会在庭后通过书面的形式详尽地向合议庭陈述。我们深知，这起案件人为地给合议庭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但我们亦深信，合议庭每一位成员不会雾里看花，相反会擦亮他们富含理性的眼睛，透过事实的表象，抓住本质，在貌似充足的证据堆中，梳理出事实真相，严格对照犯罪构成，作出公正认定。二、被告人钟某具有自首情节，真诚悔罪。某市国家税务局案件移送书、移送意见书及情况汇报、《立案报告》及《破案报告》等资料所述内容相互印证：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前，某市国税部门进行税务检查时，被告人钟某已向税务机关如实交代了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的犯罪事实；从本案侦查之前到归案之后，被告人钟某均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显属真诚悔罪及有自首情节。在庭审中，钟某对某些不实指控坚决否认，某些真实指控诚恳承认，这不仅仅是自首情节及真诚悔罪的表现，同时有利于合议庭公正地查明案件事实。我还必须强调的是，钟某供述的某些事实，依照法律规定，的确已构成犯罪，但钟某表示不认为是犯罪，这属法律上的认知错误。相信合议庭注意到，这根本不影响钟某具备自首及真诚悔罪情节。三、被告人钟某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据控方出示的数份《抓获经过》所描述的具体内容与各被告人的庭上供述相印证，被告人钟某及王某有重大立功表现。如某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001年9月21日出具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钟某、王某、潘某的抓获经过》证实：钟某、王某“交代了以该厂名义为潘某、邹某、邹绍坤、谭星礼、叶织彬、叶兆声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额约一亿元并虚开收购发票总额约一亿二千万元的犯罪事实，于是我队于2001年8月24日对此案立案侦查。后我大队侦查员根据犯罪嫌疑人钟某和王某的交代，于2001年8月29日在南海黄歧珠华土产有限公司内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证据显示，非同案犯徐显平、张建新是根据被告人钟某及王某的举报线索抓获的；同案犯邹某、潘某等是被告人钟某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被告人钟某及同案被告人王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符合重大立功条件。庭审中，控方认为，《抓获经过》不属于证据范畴，对此，我的看法是：认定被告人钟某立功不是依据《抓获经过》的形式，而是依据公安机关所确认的《抓获经过》所表述的、符合立功条件的事实内容，而且，上述内容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供述相印证。四、被告人钟某的行为没有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被告人钟某归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退赔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250余万元。本案案发后，某市国家税务部门已向全国各地涉案单位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发出公函或协查通报，要求对涉案虚开的增值税发票不予抵扣、不予退税，已办理抵扣、退税的应依法予以追回。本案侦查终结之前，被告人钟某涉嫌本案所造成的税款抵扣或退税款已被国家税务部门依法全部追回，没有造成国家利益损失。法庭调查显示，控方无任何证据证明，钟某的行为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甚至，控方无论在法庭调查阶段，还是在法庭辩论阶段，均无只字半句提到钟某的行为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不符合《刑法》第205条第2款所规定的从重处罚条件。五、被告人钟某所涉嫌的犯罪是单位犯罪。对被告人钟某的追诉，应以单位犯罪的成立为前提，控方脱离单位行为，以自然人犯罪追诉钟某显属不当，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被告人钟某的处罚应适用《刑法》第205条第3款的规定处罚。理由有三点：其一、庭审表明，无论是农副产品加工厂还是家具厂，都是有营业执照、有资金、场地、经营活动、且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对此，我们很感谢控方在庭审中予以承认，并认同开具增值税发票和收购发票的行为是单位行为。事实上，被告人钟某所开具的每一份增值税发票或收购发票都是以某市永昌农副产品厂加工厂和之后更名的某市永昌家具厂的名义，作为供货单位开具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符合单位犯罪中单位的主体构成要件。其二、应该肯定，法庭调查表明，起诉书涉及的十二项指控中，大都无证据证明钟某（不管以何名义）开出有关发票时收取所谓手续费，但即使存在收取手续费部分，亦都是以永昌厂名义开出。其三、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永昌厂是为犯罪而设立的单位。庭审表明，永昌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既有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和收购发票的单位犯罪行为，又存在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这一点，控方在庭审中亦予以认可。在法庭辩论阶段的第二轮辩论中，控方却抛出一个重型炸弹：认为永昌厂是为犯罪而设立的单位。这与其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举证证实，并认可的永昌厂有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的说法自相矛盾，既然是为犯罪而设立，设立的目的就是从事犯罪活动，其单位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又何以谈得上有正当合法的经营活动？综上，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钟某予以从宽处理！参考资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最新修订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3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试行）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于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