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民事赔偿的主体一般是责任人，即实施过错的单位或个人。对于单位而言，根据法律规定，单位在侵权行为中承担赔偿责任，个人还可以与单位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重大责任事故罪民事赔偿中，主体可以是单位或个人，具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重大责任事故罪申请取保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决定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但是在执行时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分离，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特点。既照顾了不同机关的职能，保障取保候审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不同机关的相互制约。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具体来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如下几项情况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以及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比较小，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较轻，因而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二项，犯罪嫌人被告人虽然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是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并无社会危险性。 第三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疾病或者怀孕，并且对他们实施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不会发生社会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其犯罪的情节较重，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高，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情况，适用取保候审更适宜，适用取保候审无社会危险而且又有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便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四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羁押期限届满，但刑事诉讼程序并未进行完毕，仍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了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便宜性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刑事强制措施的羁押期限已经届满，如果继续羁押，势必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在上述两方面的考虑之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适用逮捕等强度更高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但是因为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必须变更刑事强制措施而变为取保候审。 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上述前两项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而言，存在下述特殊情况的严禁适用取保候审。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累犯的情节，或者是犯罪集团的主犯，或者有可能以自伤、自残的方法来逃避侦查，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其他严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的是抢劫、强奸、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严重的暴力犯罪的，绝不能够根据取保候审的前两项条件来适用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方式： 取保候审包括保证金保证与保证人保证两种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保与人保。 第1项财保： 也就是缴纳保证金的保障方式。一般来说保证金最低应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当然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可以在500元以上确定保证金的金额。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没有上限的规定，可以再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经济状况的前提条件下，来具体的确定保证金的金额。保证金金额没有上限，可以便宜的根据被告人的个人经济状况确定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障取保候审保证金保证的有效性。保证金应当一次缴纳，必须使用人民币这一币种，同时应将保证金存入到执行机关所指定的取保候审保证金缴纳的专门账户中。 第2项人保： 取保候审一般应当采取保证金保证。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或者存在其他不宜采取保证金保证的方式的状况的，可以采取保证人保证的方式。 保证人资格： 为了保障取保候审的有效性，对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说保证人应当有1至2人；同时保证人应当和本案没有任何牵连，保证人还应当有能力来履行保证义务，以保证取保候审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保证人必须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同时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保证人也应当有固定的住处和稳定的收入。 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员才能够作为取保候审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在取保候审的过程中，保证人必须切实履行保证人的职责，要随时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其未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或者有其他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否则保证人就要承担责任，如行政罚款，甚至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遵守两项义务。一项义务是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的，另一项义务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 第1项： 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执行机关报告；执行机关传讯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及时到案；在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实施任何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行为。 第2项： 根据具体的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如下一项或多项规定：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或者不得与特定的人员进行会见或者通信；或者不得从事特定活动；或者上交驾驶证、护照等证件。 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后果：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执行机关会没收保证金，并视情况重新采取取保候审或者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如先行拘留或者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犯罪的，要与先前的犯罪数罪并罚。 对于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存在企图逃跑自杀以逃避侦查和起诉的；或者实施为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或者对被害人证人等进行打击报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的期限： 取保候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分别计算期限。 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规定 从刑法理论上划分，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业务过失类犯罪，是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犯罪（即指从事业务的人员，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死伤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从事容易引起死伤结果的业务的人员，即该罪中的“业务”要求有侵害他人生命，身体的可能性，这也是区别与其他“业务”（如侵占类）身份的标志。因而，有学者指出该罪的主体属身份犯。世界各国立法中对该类型犯罪的设置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而是作为一般过失犯罪论处，如《德国刑法》。有的则在过失致死伤罪之外，另规定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如《日本刑法》、《意大利刑法》等。《日本刑法》第211条规 定:“懈怠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五年以下惩役或监禁或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刑法修正案（六）》修正的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的条款为《刑法》 第134条和第139条，该两条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主体是不同的。 从我国《刑法》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看，《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34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从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罪对于主体上的 要求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其主体必须是从事某项“业务”的人，主体特征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在生产、作业 中”的界定性表述，正是对主体身份的明确要求。从刑法的意义上讲，“在生产、作业中”本身就是指从事一种“业务”过程中，这种“业务”一般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必须是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的事务。即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日常行动；第二，必须具有反复性、持续性。而这种反复性和持续性是指性质上的反复，而不是单纯的行为人行为上的反复；第三，必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存在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侵害的危险。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生产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害生产安全，同样表现为能够使不特定的多 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害，其特点是这些损害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据此，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当是一种身份犯，但此处的身份并不仅限于合法取得之身份，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规定造成的损害之后果的。《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139条后面增加了一条，即“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 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责任事故属于安全类事故，因而该 条应适用于《刑法》第134条之情形。从本条规定看，应当属于一种法律拟制，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是特殊主体。重大责任事故发生 后，因不报或谎报而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责任事故后果的延伸。但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人本身不能或不具有向有关方面报告的资格，即行为人 对事故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张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此时，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出于各种利益原因，不报或谎报致使损害结果失控、加重。因此，构成《刑法》第 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重大责任事故制造者，而是本身与事故的发生无关（本身是事故制造者则适用《刑法》第134条，而不报、谎报行 为便作为情节了），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应履行职务而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职务的，法定的“负有报告义务”的人，是以一定的职务，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是法定 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的情况。因此，适用《刑法》第139条第2款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为特殊主体。二、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行为 《刑 法》原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刑法修正案（六）》将之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删去了“不服管理”内 容，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加重情节另款规定，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在 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情节严重的”也成为该罪客观行为之内容。 一直以来，学界在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的概括上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略有差异，笔者认为行为构成该罪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必须具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的行为；二是违规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业务”过程中；三是行为必须造成法定 的后果，三者缺一不可。违反规定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是以管理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一般而言这种管理规定应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国家颁布的各类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二是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并涉及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章、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及不同的单位按照各自的特点所作的有关规定；三是该类生产、作业过程中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反映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中安全操作的客观规律，已为人所公认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刑法修正案（六）》删除了原“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而仅表述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同时将强令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单列。这并不意味着“不服管理”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之外。相反，所谓的不服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行为，这 种行为已经为违规行为所囊括，而不需要单独表述。学界对“不服管理”与“违章操作”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大多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涵盖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服 管理”无非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服从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要求或者不服从单位领导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安排。而实际的生产、作业中，许多情况下，“不服管 理”与“违反规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性质都是一致的。如：如擅自移动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标志、开关、信号，在禁火区生产时使用明火作业，又如值班时外出 游玩、睡觉打盹、精神不集中等都难以单纯地评价其究竟是不服管理还是违反规章，但从企业操作的总体流程评判，凡是不遵守有关要求的行为都无疑是一种违规的 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六）》对“不服管理”的删除仅仅是对累述文字的取消，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客观行为的表述。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把握从《刑法》原第134条的规定看，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行为人“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将这一行为作为加重情节，专设一款并加重了法定刑。从刑法评判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了 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不同行为的法律否定程度，解决了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厘清了一般的违章指挥他人作业的行为与“强令”行为的界限。所谓的强令，即有关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强 迫命令职工违章冒险作业。在这种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工人不愿听从生产指挥、管理人员的违章冒险作业的命令，其次是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强迫命 令工人在违章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即强迫工人服从其错误的指挥，而工人不得不违章作业。可见所谓的“强令”应当是在完全违背了操作者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因而 其行为的否定性更大，这与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错误指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刑法》原134条将“强令”与违章并列，容易导致对管理人员行为的错误判断， 要么将一般的错误指挥上升到强令的程度，要么把管理人员的错误视作为法律的空缺。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违章指挥并不能上升到强令的程度，客观地 讲，这种指挥本身实质还是一种违章操作的行为，与工人的违规属相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了法定的严重后果，则应当按照普通的违章操作来认定。第二，明确了对“强令”行为的否定评判。将从事生产的一般工人与管理指挥人员的不同职责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并在法定 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一般而言，作为指挥或管理人员，在明知他人不愿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违反注意义务，其过错程度较之一般的个人违规更甚，影响也更 大。《刑法修正案（六）》的这一修改，较为全面地在刑法框架中反映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职、责相统一的立法精神。[1] 三、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构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