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刑事拘留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申请取保候审。然而，是否能够成功取保候审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 申请取保候审的理由：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没有逃跑的风险，且对社会没有构成严重危害，可以提高取保候审的成功率。 2. 隐瞒证据的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前曾经隐瞒了犯罪证据或虚假陈述，这可能会对取保候审的成功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法院可能会认为他们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倾向。 综上所述，掩饰隐瞒罪行的行为可能会对取保候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具体的结果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监视居住的定义 监视居住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既照顾到了不同机关履行职能的便宜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内部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相互配合。 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从监视居住这一制度的价值定位来看，总体上它是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替代措施，一方面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措施。 首先，监视居住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特殊情况的，可以以监视居住进行替代。包括如下几种特殊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严重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若逮捕执行起来不方便的，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宜逮捕；对于怀孕的妇女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即使符合逮捕的条件，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亲属等需要他抚养，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唯一的抚养人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可以以监视居住替代逮捕；如果案件存在特殊情况或者出于办案的需要，如出于侦查策略的考虑，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如果羁押的期限已经届满，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的，出于维护人权的考虑，也必须变更为监视居住等的其他刑事强制措施。 其次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但是存在特殊情况的也可以用监视居住来进行替代。这种特殊情况如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能提供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也无法提供保证金保证中的保证金的，那么取保候审就不有不具有切实的可行性，此时就要用监视居住来替代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执行与监督：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固定住处的，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的住处的，也可以变通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即到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的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但是绝对不能在羁押场所或者专门的办案场所来执行监视居住，这是防止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来变相的羁押。 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犯罪是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相关，让他们到自己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后，到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可以折抵管制一日，如果是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两日可以折抵刑期一日。 在监视居住之行的过程中，执行机关应当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督和监控，以切实保证监视居住的有效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控方式已向多元化发展，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至少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采取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的，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方式，如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除非无法通知家属。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计算监视居住的期限。 在监视居住执行的过程当中，检察机关应当对监视居住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认为采取监视居住不当的司法机关可以依职权解除或者变更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应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遵守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轻则因为情节严重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先行拘留，重则构成犯罪要与前罪数罪并罚。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如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的批准，不得离开监视居住的处所，也不得私自与他人会见或者通信；在司法机关传唤的时候，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的到案；在采取监视居住的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对不得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此外在监视居住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应当将身份证件、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以及驾驶证交执行机关保存。 一般来说存在如下情况的，应当将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新的犯罪；或者企图通过逃跑、自杀来逃避刑事追诉的，或者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干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或者对证人、举报人、被害人等进行打击报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十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1、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可根据下列不同情形确定量刑起点：(1)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数额五千元或者多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累计数额三千元，可在拘役三个月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涉及盗窃、抢劫、诈骗、抢夺财物价值五十万元以上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十次以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在确定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根据犯罪数额、次数、手段等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1)每增加一次犯罪，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2)情节一般的，每增加一万五千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3)情节严重的，每增加一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3、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为业的，可增加其准刑10%-30%。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例分析【案情】2009年5月王某的小孩(八岁)偷了邻居家5000元，王某知道后把赃款隐匿起来，王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分歧】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王某行为定性产生了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掩饰、隐瞒的所得财物应当或者必须是犯罪所得，其中的“犯罪所得”,必须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所得，而一般违法所得不属于犯罪所得，隐瞒一般违法所得不能构成此罪。而在该案件中,盗窃所得的数额虽然已经达到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标准,但由于盗窃嫌疑人未满16周岁,也就是说王某小孩的行为在客观上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年龄未满十六周岁，不符合盗窃罪的主体要件，因此，王某行为不构成犯罪，故其盗窃得到的5000元并不属于犯罪所得，盗窃所得也不能称之“犯罪所得”,也不能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该案中,盗窃的物品已经达到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属于刑法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只是由于他们未达到年满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而不负刑事责任。王某的盗窃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其盗窃所得应当属于“犯罪所得”。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对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犯罪所得”不是以前行为成立犯罪而取得的财物。理由如下：首先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设定上看，没有以前行为成立犯罪为前提。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一个独立罪名，衡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要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本身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此罪有其自身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妨害司法罪中，它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侦破、揭露和惩罚等正常司法活动。如果司法机关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前行为进行刑事侦查等追诉活动时，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等妨害侦查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即可对行为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而无需以前行为成立犯罪为前提。此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取决于刑法对此罪行为的规定，即其行为侵犯的客体、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手段、后果以及行为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如故意还是过失;有预谋还是没有预谋;动机、目的是否卑劣;偶尔犯罪还是累犯、惯犯)，是法律对此罪立案标准的规定，如：立案数额、社会影响或其他严重情节等的规定。其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把“犯罪所得”理解或解释为“构成犯罪所得”,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不适应。此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刑事犯罪的追究,而数额的多少则是反映行为危害程度大小的重要依据。即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追查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活动。赃款赃物是重要的物证，由于犯罪嫌疑人将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隐藏或者处理，严重妨碍了刑事侦查的顺利进行。但若以构成犯罪所得来理解“犯罪所得”中的犯罪,则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常常有为多人掩饰、隐瞒用非法手段获得赃物案件,虽然获得赃物的行为本身都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掩饰、隐瞒赃物的行为已达到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程度,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如果“犯罪所得”以“构成犯罪所得”来认定,则上述行为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从《刑法修正案六》立法精神上体现了对赃物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在犯罪对象上:由“犯罪所得赃物”扩大为“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在犯罪方式上,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兜底性规定:在量刑上,扩展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标准。而执法者如果将“犯罪所得”理解为“构成犯罪的所得”,那么执法后果则与此精神背道而驰。因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犯罪行为行为的主体并不要求必须成立犯罪，只要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就够了，是否受到处罚并不影响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也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成立。第三，从其他刑法条文中可以帮助理解“犯罪行为”是否是构成犯罪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六十二条规定：“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二条规定中的“犯罪”并不是“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既遂”，而是指涉嫌犯罪，即使事后被法院认定无罪，也属于此条文中规定“犯罪”。所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犯罪所得”不能以“构成犯罪的所得”来认定。只要对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立案侦查，而在侦查中对其事实进行掩饰、隐瞒的，妨害了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就可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所以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有法院判决后才能确定，在法院判决前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如果“犯罪所得”以“构成犯罪所得”来认定,那么此罪的认定必须等到前行为的判决生效以后才能对此行为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在司法的实践中，还存在没有抓获本犯的犯罪嫌疑人，而只抓获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人，查清其所得来路不明，而赃物又有报案材料证实，仍可认定其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犯罪所得”理解成“构成犯罪所得”，那么事后抓获本犯中的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人，那将如何处理?如果按照前面所述，等本犯的行为依法起诉、判决以后，再对此行为进行侦查，增加诉讼成本，无疑不为法律价值所取。第五，就对于本案来说，王某小孩的盗窃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故其盗窃所得应当属于“犯罪所得”。理由如下：1、从刑法规定来看：刑法只是规定哪此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并未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严重地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规定了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而已，不负刑事责任并不等于排除其行为是犯罪行为。2、2001年2月2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办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有关问题的意见》(苏检会2001第5号，以下简称《意见》)，其中规定“对明知是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抢劫、贩卖毒品等的赃物而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我国刑法对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且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时，其行为是构成犯罪的，但因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无刑事责任能力而不负刑责任，此行为还应定性为犯罪行为。对于本案中王某小孩因未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其行为仍然是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并不等于排除犯罪，王某小孩盗窃所得应当属于“犯罪所得”。对该行为所得财物进行掩饰、隐瞒的，应当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于本罪的在实践中存在的争议，2009年11月11日起施行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四条第二项规定：“……上游犯罪事实可以确认，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认定。……”此解释解决了涉及上游犯罪的现实问题。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件辩护词推荐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受被告人周某委托，我们作为其二审辩护人，现辩护人仅就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周某的量刑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周某已主动自愿退赔大部分赃款，依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可以在基准刑幅度内酌情从轻量处被告人周某为积极悔罪，争取法院能从轻量处，主动积极向法院退赔数万元赃款。并且被告人周某购买这两辆赃车，均系自用，也没有倒卖，故周某并没有因本次犯罪行为而自己收获任何赃款等非法收益，但即便如此，被告人周某为使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性降到最小，在法院一审庭审结束后，仍能主动积极的退赔数万元赃款，尽最大限度弥补损害结果，二审法院应充分考虑被告人这一退赔情节，在基准刑幅度内酌情从宽量处。二、被告人周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物，给被害人造成损失较小，依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可以酌情从轻量处被告人周某的到案经过证据显示，其在整个公安机关抓捕过程中，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等拒捕行为;到案后又能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物，并退还给被害人，使被害人损失减少到了最小。依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被告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物且给被害人造成损失较小的情节，在量刑时法院可以酌情从轻量处，希二审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三、被告人周某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以酌情从轻量处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在明知是赃车的情况下，连续购买多辆，充分反映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显然不符合该案事实。首先，经查被告人周某讯问笔录可知，被告人周某是在受蔡某一再诱惑，自己又一时贪念心起图便宜，才走上犯罪道路的。被告人蔡某也供述称：“他曾给某市的朋友说，有要低价车的找我”;被告人周某也供述被告人蔡某曾对他说：“你的车况不行，你换辆车吧!”。从上述两被告人供述可知，被告人周某并非主动积极的要购买赃车，而是经不起诱惑才触犯刑律的，这应与积极主动购买赃车有所不同，故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也非较大。其次，被告人周某购买车辆均系自用，没有倒卖，也没有任何影响车辆价值或使用价值的恶意毁损行为，公安机关追回赃车后并及时返还给了受害人，故被告人周某犯罪行为并未给被害人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其犯罪情节较轻，从而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均不大。综上，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被告人周某主动退赔大部分赃款，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物等可以从轻量处的情节，且认定被告人周某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与该案事实不符，基于被告人周某认罪态度较好，且一审公诉机关也建议对被告人周某使用缓刑，对被告人周某宣告适用缓刑也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恳请二审法院对被告人周某宣告缓刑。参考资料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1年最新修订版]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3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