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组织卖淫罪立案标准是指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立案条件和标准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第358条的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为卖淫者提供场所、设备、资金、交通等条件或者向他人介绍卖淫者，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需要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标准： 1. 提供场所、设备、资金、交通等条件：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帮助卖淫者提供从事卖淫活动所需的场所、设备、资金、交通等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包括为卖淫者提供房屋、汽车、资金、手机等。 2. 向他人介绍卖淫者：协助组织卖淫罪还包括向他人介绍卖淫者。这意味着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不仅限于提供条件，还包括向他人介绍卖淫者，帮助卖淫者与卖淫消费者建立联系。 3. 情节严重：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立案标准还要求行为的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包括但不限于组织人数多、卖淫活动规模大、涉及未成年人等情况。 以上是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立案标准的法律解释，具体的立案标准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具体分析和裁定。 协助组织卖淫罪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既照顾到了不同机关履行职能的便宜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内部分工合作，相互监督，相互配合。 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 从监视居住这一制度的价值定位来看，总体上它是其他刑事强制措施的替代措施，一方面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取保候审的替代措施。 首先，监视居住可以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特殊情况的，可以以监视居住进行替代。包括如下几种特殊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严重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若逮捕执行起来不方便的，或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宜逮捕；对于怀孕的妇女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即使符合逮捕的条件，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生活不能自理的亲属等需要他抚养，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唯一的抚养人的，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可以以监视居住替代逮捕；如果案件存在特殊情况或者出于办案的需要，如出于侦查策略的考虑，也可以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如果羁押的期限已经届满，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的，出于维护人权的考虑，也必须变更为监视居住等的其他刑事强制措施。 其次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但是存在特殊情况的也可以用监视居住来进行替代。这种特殊情况如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能提供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也无法提供保证金保证中的保证金的，那么取保候审就不有不具有切实的可行性，此时就要用监视居住来替代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的执行与监督： 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固定住处的，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的住处的，也可以变通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即到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的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但是绝对不能在羁押场所或者专门的办案场所来执行监视居住，这是防止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来变相的羁押。 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犯罪是与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相关，让他们到自己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在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后，到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间可以折抵刑期，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可以折抵管制一日，如果是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两日可以折抵刑期一日。 在监视居住之行的过程中，执行机关应当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督和监控，以切实保证监视居住的有效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控方式已向多元化发展，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至少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采取监视居住的刑事强制措施的，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的方式，如对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除非无法通知家属。监视居住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计算监视居住的期限。 在监视居住执行的过程当中，检察机关应当对监视居住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认为采取监视居住不当的司法机关可以依职权解除或者变更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 监视居住应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遵守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轻则因为情节严重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或者先行拘留，重则构成犯罪要与前罪数罪并罚。一般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如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的批准，不得离开监视居住的处所，也不得私自与他人会见或者通信；在司法机关传唤的时候，被采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及时的到案；在采取监视居住的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绝对不得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此外在监视居住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应当将身份证件、护照等出入境证件以及驾驶证交执行机关保存。 一般来说存在如下情况的，应当将监视居住变更为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新的犯罪；或者企图通过逃跑、自杀来逃避刑事追诉的，或者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干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或者对证人、举报人、被害人等进行打击报复。 本罪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对组织他人卖淫犯罪活动起协助作用的犯罪行为。 首先，行为人是在协助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被协助的人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如果被协助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为其提供帮助的人也不应构成犯罪。协助行为从属于犯罪实行行为；同时，行为人协助他人实施的是组织卖淫罪。如果行为人帮助他人实施的是其他犯罪，则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而可能构成其他犯罪的共犯。 其次，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实施的是组织卖淫罪的帮助行为。所谓组织卖淫罪的帮助行为是指在多人共同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为实行犯顺利地实行犯罪创造条件的行为，比如为组织卖淫犯罪行为人充当打手、保镖、管帐人员等等。司法实践中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的犯罪即组织卖淫罪的帮助犯时，一定要注意将其与在其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相区别。起帮助作用的从犯和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主犯相比都是次要、从属的地位。但是，起次要作用的从犯是具体参与实施了本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的人员，只是参与程度、对犯罪完成所起的作用、直接造成的危害等比主犯轻；而帮助犯是没有具体参与实施本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的人员，在组织卖淫犯罪中，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组织卖淫罪中的帮助犯即协助组织卖淫的人员是指没有具体参与实施上述行为而只是为他人实施上述行为提供物质上的、体力上的或者精神上帮助的行为人员，如充当爪牙、望风放哨等行为就是典型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与之不同的是，组织卖淫罪共犯中起次要作用的从犯是指那些遵照首要分子或其他主犯的组织、策划、指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实行行为但危害相对较轻的人员，比如组织卖淫集团中实施“拉皮条”、网罗卖淫人员等行为，但次数较少、危害较轻的人员就属于从犯。对于组织卖淫犯罪中的从犯，由于法律并没有将之单独规定为一罪，因此应根据本法总则的规定，以组织卖淫罪定罪处刑，但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最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形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保镖、打手、管账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12月1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缥娟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二款对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规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并以举例的形式列举了三种行为人，即“如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七十七条规定，在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中，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起帮助作用的，应予立案追诉。保镖、打手、管账人是典型的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尤其在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问题。第二，招募、运送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八条对协助组织卖淫罪进行了修订，将1997年刑法条文“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修改成“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招募与运送成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典型行为。招募是指通过广告、互联网等方式向不特定的人宣传，招雇、招聘、募集欲通过卖淫非法获利的不特定人从事卖淫活动，但本身并不参与组织卖淫活动的行为。运送是指按照组织卖淫者的排，提供交通工具接送、输送卖淫人员的行为。这些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的人，通常只是收取为数不多的“介绍费”、“人头费”，但正是这些招募、运送行为，为卖淫场所输送了大量的卖淫人员，使这种非法活动得以发展延续。因此，将这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打击。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中增加的“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是在组织者的操纵、指使下，为组织卖淫犯罪提供帮助、创造条件，本身就是协助组织卖淫的一种行为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行为也是按协助组织卖淫罪来处理的。因此，有人认为此处修正并没必要。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完全可以用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修正后的法条并没有对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进行过多的列举，没有给司法实务明确的指引。但该处修正实际上明确了协助者的“招募”行为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因为组织卖淫罪的行为方式也包括“招募”。第三，其他协助行为。一是看门望风。看门望风者在很多犯罪里都是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卖淫缥姐活动进行时负责观察周围动静，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漂娟活动时及时给予提醒，使卖淫漂娟违法活动难以被发现，给卖淫者和漂客吃定心丸。此种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二是皮条客。皮条客一般是妓女和漂客之间的中介人，在卖淫者和漂客之间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勾通撮合。以这个定义来看，皮条客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和介绍卖淫罪。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主要是“妈咪”。“妈咪”在古代被称为“鸭母”，一般是受卖淫组织者聘请、安排对卖淫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为卖淫活动的有序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三是收银员、服务员。在设置相对固定的卖淫场所的组织卖淫活动中，一般都是依托于桑拿、浴场、会所等，而这些组织在形式上与正规企业的经营方式无异，多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有老板、经理、主管、领班、收银员、服务员等。处于领导、管理层的人员比较容易认定为犯罪。处于最低层次的收银员、服务员，一般从事收银、登记等工作，属于组织卖淫活动的外围帮助行为，只领取较少的工资收人，是否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呢?有人援引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对受雇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等活动的的人员，除参与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认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收银员的作用比开设赌场中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等人员的作用小，收银员工作更多的体现是一种工作职责，是发生在卖淫活动结束后的，社会危害性较小，不构成犯罪。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没有弄明白二罪之间的区别。该意见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案件，重点打击赌场的出资者、经营者。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单列的罪名，目的即在于打击组织卖淫的辅助行为。近年来，卖淫漂娟行为有蔓延之势，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试工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保镖、打手、管账人越来越少见，大量存在的收银员、服务员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三、此罪与彼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