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规定 第二百一十四条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什么意思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指行为人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仍然销售，且销售金额数额达到较大构成犯罪的行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保释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决定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但是在执行时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分离，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特点。既照顾了不同机关的职能，保障取保候审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不同机关的相互制约。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具体来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如下几项情况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以及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比较小，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较轻，因而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二项，犯罪嫌人被告人虽然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是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并无社会危险性。 第三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疾病或者怀孕，并且对他们实施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不会发生社会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其犯罪的情节较重，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高，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情况，适用取保候审更适宜，适用取保候审无社会危险而且又有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便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四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羁押期限届满，但刑事诉讼程序并未进行完毕，仍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了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便宜性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刑事强制措施的羁押期限已经届满，如果继续羁押，势必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在上述两方面的考虑之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适用逮捕等强度更高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但是因为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必须变更刑事强制措施而变为取保候审。 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上述前两项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而言，存在下述特殊情况的严禁适用取保候审。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累犯的情节，或者是犯罪集团的主犯，或者有可能以自伤、自残的方法来逃避侦查，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其他严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的是抢劫、强奸、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严重的暴力犯罪的，绝不能够根据取保候审的前两项条件来适用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方式： 取保候审包括保证金保证与保证人保证两种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保与人保。 第1项财保： 也就是缴纳保证金的保障方式。一般来说保证金最低应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当然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可以在500元以上确定保证金的金额。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没有上限的规定，可以再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经济状况的前提条件下，来具体的确定保证金的金额。保证金金额没有上限，可以便宜的根据被告人的个人经济状况确定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障取保候审保证金保证的有效性。保证金应当一次缴纳，必须使用人民币这一币种，同时应将保证金存入到执行机关所指定的取保候审保证金缴纳的专门账户中。 第2项人保： 取保候审一般应当采取保证金保证。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或者存在其他不宜采取保证金保证的方式的状况的，可以采取保证人保证的方式。 保证人资格： 为了保障取保候审的有效性，对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说保证人应当有1至2人；同时保证人应当和本案没有任何牵连，保证人还应当有能力来履行保证义务，以保证取保候审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保证人必须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同时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保证人也应当有固定的住处和稳定的收入。 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员才能够作为取保候审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在取保候审的过程中，保证人必须切实履行保证人的职责，要随时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其未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或者有其他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否则保证人就要承担责任，如行政罚款，甚至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遵守两项义务。一项义务是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的，另一项义务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 第1项： 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执行机关报告；执行机关传讯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及时到案；在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实施任何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行为。 第2项： 根据具体的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如下一项或多项规定：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或者不得与特定的人员进行会见或者通信；或者不得从事特定活动；或者上交驾驶证、护照等证件。 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后果：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执行机关会没收保证金，并视情况重新采取取保候审或者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如先行拘留或者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犯罪的，要与先前的犯罪数罪并罚。 对于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存在企图逃跑自杀以逃避侦查和起诉的；或者实施为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或者对被害人证人等进行打击报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的期限： 取保候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分别计算期限。 既未遂并存的犯罪停止形态辨析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虽然在刑法理论中被归类为数额犯，但其与盗窃罪等普通的数额犯还是有所不同。构成本罪的具体犯罪行为往往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是一次一次销售行为的累积。实践中，在查获此类犯罪时，往往是处于部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己被销售，而部分尚未销售的状态。同一案件中，既遂与未遂共存时，如何定罪量刑，学者鲜有涉及，因此，实践中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笔者试区分情况予以分析。第一种情况:当己销售部分的数额己达到本罪立案追诉标准，而未销售部分尚未达到认定本罪未遂犯所要求的数额标准时，实践中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只认定既遂部分，而将未销售部分仅作为情节予以考虑，在认定犯罪的数额时不予评价。另一种做法是将未遂部分的数额与既遂部分累加，予以一并计算。第二种情况:当己销售部分的数额尚未达到构成本罪既遂的数额标准，而未销售部分却己达到本罪未遂犯的立案追诉标准时，实践中的做法与上述第一种情况类似，或作情节考虑，或累加后合并计算。 第三种情况:当己销售和未销售部分均己分别达到各自停止形态的立案追诉标准或均未达到时，又应采取上述何种方法来定罪处罚?数罪并罚或是分别不认为是犯罪?实践中对此众说纷纭，分歧较大。我们应当对上述情况予以区分，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相对正确的评价方式，以避免刑事司法的不确定性。首先，对于能够查清的销售数额，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对其作出刑罚评价，这是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所要求的。无论是对于己销售的部分还是未销售的部分而言，都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其行为也应当受刑法评价。以第一种情况为例，假设既遂部分为24万元，未遂部分为1万元，如仅将未遂部分的1万元作为情节考虑，则法官只能作销售金额较大的认定，并将未遂部分的1万元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然而最终将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予以处罚。这种情况将面临尴尬，因为如果上述25万元全部系未销售的货值，则应构成本罪的未遂犯，且符合数额巨大，法官将首先在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以下进行判断，其次才考虑是否适用未遂条款进行从轻或减轻处罚。显然，24万元既遂势必比24万元未遂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前者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予以处罚，而后者却最高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显然不合理。究其原因，则是司法者仅将未遂部分的1万元作为了情节考虑，使得该1万元不能得到正确评价。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形下，司法者应当先将二部分数额累加后进行评价，再根据由于未销售部分的数额己被视作既遂部分累加而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和全部既遂的情形毕竟有所区别。其次，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假设己销售部分仅为1万元，而未销售部分达24万元，此时如将1万元视作情节，法官将只能对行为人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进行处罚，相反，如果将该1万元与未销售部分的24万元累加，则将使得数额达到25万元，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这亦表示法官将不得不在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以下的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在第二种情况下，将1万元视作未销售部分进行累加己然作出了对行为人有利的判断，如仅将该1万元作为情节，则有放纵犯罪之嫌。笔者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应当先将二部分数额累加后进行评价并适用未遂条款后，再对己销售的部分酌情评价。 再次，在第三种情况中对于当己销售部分和未销售部分分别己达到本罪既遂和未遂的立案追诉标准的情况，实践操作中有仅以既遂论处而不再追究其未遂的刑事责任的做法，有在以既遂论处的同时将未遂作为量刑从重的情节来考虑，当然也不排除有极少的观点认为应以数罪论处的。22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以犯罪既遂定罪处罚。理由是，同一罪名中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同时并存时，一般应确定犯罪行为的停止形态为既遂，同时排除同罪中的数罪并罚。在部分行己构成犯罪既遂的情况下，如仅因为另一部分行为属未遂性质而将整体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则使得既遂的停止形态处于不确定状态，与刑法理论相悖。当然，将该行为整体评价为犯罪既遂后，必须在量刑上对未遂部分予以考虑。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的量刑方式又有不同。其一是将未遂部分销售金额与既遂部分的数额累加，以总数额求得其量刑幅度为基础，再根据未遂部分在总数额中所占的比例将该部分单独适用未遂条款进行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二是将两部分行为分别求得量刑幅度，再进行累加;其三则是在第二种方式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从轻，有如“先减后并”的数罪并罚一般。为便于理解，笔者举例说明。假设己销售部分为A，未销售部分为B，己销售金额5万元计作5A，未销售100万元则计作100B，适用未遂条款均为从轻处罚而非减轻处罚。在己销售5万元，未销售20万元的情况下，如按上述第一种量刑方式计算，则为5A+20B=25A，显然25A25B。按照这种方式量刑，25A属于销售金额数额巨大，应在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以下予以处罚，此时无论将20B按照未遂条款如何评价，都无法改变最低刑为3年有期徒刑的局面，因为即使以全部未遂的25B计算，在适用从轻处罚的前提下，也至少将受到3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换言之，在上述前提下，只要最终A+B结果大于25A,无论既遂部分和未遂部分的比例为何，法官将只能在有期徒刑3年以上进行有限的自由裁量。如以第二种方式计算，5A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0B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5A和20B分别从轻处罚后，5A+20B能够突破有期徒刑3年的限制而上下浮动。第三种方式虽有重复评价之嫌，但笔者却认为其是科学的。理由是，参考《刑法》各论中的各罪名设置，往往犯罪数额越大，不同刑格间的幅度也就越大，如本罪既遂犯销售金额5万元至25万元对应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5万元以上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期徒刑1年与2年的数额差别至多为2万元，然而有期徒刑6年与7年之间的数额差别则远大于20万元，甚至高达数百、上千万元。为更好地理解第三种量刑方式的合理性，笔者举例说明。50A在实践中很可能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分为25A+25B则至少将被合计判处6年有期徒刑，然而又无法否认25A+25B50A的事实。因此，第三种算法按照第二种算法计算后再进行有限从轻，是合理的。此外，第三种算法的优点在于，其能根据不同的既遂、未遂数额比例从而作出不同的判决，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刑事判决更为合理合法。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未对此类情况作出明确规定时，司法者应当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根据销售金额总额大小的不同，选择性地采取方法一或方法三的方式，就低进行评价。最后，《立案追诉标准(二)》第70条对于己销售、未销售部分均未独立达到犯罪标准的情况予以了规定: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但己销售金额与尚未销售的货值金额合计在巧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此时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不仅因为该条中以未遂的立案追诉标准巧万元为标准，而且体现了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