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通过投注金钱或其他财物，参与赌博活动的行为，在我国刑法中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组织赌博活动或者非法利用赌博设备设施进行赌博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赌博行为是指参与赌博活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非法组织赌博或者参与赌博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总的来说，赌博罪是指组织赌博活动或者非法利用赌博设备设施进行赌博活动的行为，而赌博行为是指参与赌博活动的行为。两者都是违法行为，在我国法律中有明确的刑事和行政处罚措施。 赌博罪保释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可以决定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但是在执行时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分离，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特点。既照顾了不同机关的职能，保障取保候审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不同机关的相互制约。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 具体来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如下几项情况的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以及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比较小，可能被判处的刑罚较轻，因而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二项，犯罪嫌人被告人虽然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是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并无社会危险性。 第三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患疾病或者怀孕，并且对他们实施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并不会发生社会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其犯罪的情节较重，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高，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情况，适用取保候审更适宜，适用取保候审无社会危险而且又有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便可以适用取保候审。 第四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羁押期限届满，但刑事诉讼程序并未进行完毕，仍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必要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了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便宜性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一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刑事强制措施的羁押期限已经届满，如果继续羁押，势必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在上述两方面的考虑之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适用逮捕等强度更高的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但是因为逮捕的期限已经用尽，必须变更刑事强制措施而变为取保候审。 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上述前两项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况而言，存在下述特殊情况的严禁适用取保候审。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累犯的情节，或者是犯罪集团的主犯，或者有可能以自伤、自残的方法来逃避侦查，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或者其他严重犯罪，如行为人实施的是抢劫、强奸、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严重的暴力犯罪的，绝不能够根据取保候审的前两项条件来适用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的方式： 取保候审包括保证金保证与保证人保证两种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保与人保。 第1项财保： 也就是缴纳保证金的保障方式。一般来说保证金最低应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当然如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可以在500元以上确定保证金的金额。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并没有上限的规定，可以再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经济状况的前提条件下，来具体的确定保证金的金额。保证金金额没有上限，可以便宜的根据被告人的个人经济状况确定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障取保候审保证金保证的有效性。保证金应当一次缴纳，必须使用人民币这一币种，同时应将保证金存入到执行机关所指定的取保候审保证金缴纳的专门账户中。 第2项人保： 取保候审一般应当采取保证金保证。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状况不好，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是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或者存在其他不宜采取保证金保证的方式的状况的，可以采取保证人保证的方式。 保证人资格： 为了保障取保候审的有效性，对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来说保证人应当有1至2人；同时保证人应当和本案没有任何牵连，保证人还应当有能力来履行保证义务，以保证取保候审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保证人必须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同时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保证人也应当有固定的住处和稳定的收入。 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员才能够作为取保候审保证人保证中的保证人。在取保候审的过程中，保证人必须切实履行保证人的职责，要随时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其未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或者有其他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否则保证人就要承担责任，如行政罚款，甚至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取保候审应当遵守的义务： 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遵守两项义务。一项义务是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的，另一项义务由司法机关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是否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 第1项： 任何被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必须遵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必须在24小时之内向执行机关报告；执行机关传讯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及时到案；在取保候审期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以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干扰证人作证，更不得实施任何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的行为。 第2项： 根据具体的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被采取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如下一项或多项规定：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或者不得与特定的人员进行会见或者通信；或者不得从事特定活动；或者上交驾驶证、护照等证件。 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后果：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执行机关会没收保证金，并视情况重新采取取保候审或者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如先行拘留或者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同时构成犯罪的，要与先前的犯罪数罪并罚。 对于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存在企图逃跑自杀以逃避侦查和起诉的；或者实施为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干扰证人作证；或者对被害人证人等进行打击报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变更为逮捕的刑事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的期限： 取保候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不同阶段分别计算期限。 赌博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案情】2012年5月，被告人赖某个人坐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由刘小春（另案处理）在赣县韩坊乡做下线协助赖某接受投注，期间刘小春为赖某代码向钟某、黄某等人多次非法销售六合彩，金额共计6.3万元，赖某非法获利3.97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的非法获利3.97万元已退清。 【审判】江西省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赖某非法销售六合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赖某能自愿认罪，积极退清非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赖某具有坦白、认罪、悔罪的从轻处罚情节。法院判决：一、被告人赖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万元；二、被告人赖某所退非法所得3.9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赖某提出上诉。赖某上诉提出，他只是借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号码与他人进行赌博，并没有真正从事六合彩销售，不属于向不特定公众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其行为只构成赌博罪而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赖某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结果接受投注，属于利用“六合彩”信息相互竞猜，以财物下注赌输赢的行为，不属于非法发售彩票的行为。这种利用“六合彩”信息竞猜对赌的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而非市场经济秩序，构成赌博罪。原判定罪有误，应予纠正。该院遂依法判决：上诉人赖某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赖某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是构成非法经营罪还是赌博罪。对此，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赖某的行为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2005年5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祝二军在该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明确提出，发行、销售彩票属于赌博性质，但这种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赌博，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彩票发行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动辄以亿元计算，国家将其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中分离出来，纳入专营的范围，使其性质从非法的赌博转变为合法的经营，国家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点也从社会管理秩序转变为市场经济秩序。我国目前经国家批准的合法的彩票业务只有体彩和福彩，凡未经国家批准发行、销售彩票的，包括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农村地区泛滥的“六合彩”，均属于非法发行、销售彩票。据了解，非法彩票活动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彩票的年发行额。如果按照赌博罪追究“六合彩”之类的犯罪，判处刑罚的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这与非法发行、销售彩票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存在明显的量刑失衡。综上，应对赖某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赖某的行为构成赌博罪，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赖某并未真正发行和销售彩票，而是以庄家的名义与他人对赌。在我国，从事六合彩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国内代销香港发行的“六合彩”的行为。其特点是香港赛马会的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个人，在国内销售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彩票，接受国内人员的投注，投注的资金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最后由香港赛马会进行开奖后的奖金兑付。此类“六合彩”活动，实际上是香港合法的彩票在境内进行销售，因我国合法发行和销售的彩票只有福彩和体彩，因此，上述在境内销售香港六合彩的行为，符合《解释》有关“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利用香港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即本案中赖某所实施的行为方式。其形式是庄家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自行设定赔率，不采用香港“六合彩”彩票那种有固定格式的书面凭证形式，而是使用只有作案人员自己明白的特殊符号，在国内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接单等方式接受投注，投注的资金并未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待中奖号码公布后，由庄家兑付奖金。此类行为的特点是活动组织者以庄家身份与他人进行对赌和相互竞猜，以财物下注赌输赢的行为，而并未真正发行和销售彩票。因此，该行为特征符合赌博的客观要件，而不符合《解释》有关“非法经营罪”要求“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客观要件。 第二，从犯罪的客体上看，赖某利用开奖结果接受投注的行为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市场秩序，而本案赖某的行为方式所侵犯的对象有限，仅仅对有限范围内社会管理秩序造成较大程度的侵扰，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但对我国彩票市场秩序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体要件。 第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看，本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实际发售彩票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因后者存在以“彩票”形式发行和销售的行为，主要侵害到国家对彩票市场的管理，危害更为严重，故对发行、销售非法彩票者，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前者由于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形式，也没有进行销售、发行的行为，仅仅是庄家与投注者利用“六合彩”开奖号码进行的对赌行为，且投注者的范围有限，不具备国家有关彩票规定的特定形式去干扰正常的彩票市场，不会直接侵犯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社会危害性比较相言更小，因此，对赖某的行为应当以赌博罪定罪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