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在法律上有一定的区别。赌博罪是指以非法的方式进行赌博活动，并且参与赌博的人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开设赌场罪是指以非法的方式经营赌博场所，或者提供赌博设备等赌博工具，或者为他人提供赌博场所等赌博条件的行为。简而言之，赌博罪是指参与赌博活动的人员的违法行为，而开设赌场罪是指提供赌博活动的地方或设施的违法行为。 赌博罪的行为主体是指参与赌博活动的人员，如赌博的参与者、组织赌博者等。而开设赌场罪的行为主体则是指提供赌博场所、设备等赌博条件的人员，如赌场的经营者、赌局的主持人等。 在法律上，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对于这两种罪行的定罪和刑罚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赌博罪的刑罚相对较轻，而开设赌场罪的刑罚则相对较重。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仅是对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的一般法律解释，具体的法律规定可能因地区和国家而有所不同。如果您需要了解具体的法律规定，建议请咨询当地的法律专业人士。 赌博罪检察院批捕 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因此必须慎重适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坚决贯彻我们国家“少捕”、“慎捕”的逮捕适用政策。 逮捕的决定和执行： 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逮捕制度中采取逮捕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制度设计。检察院享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法院享有逮捕的决定权，公安机关享有逮捕的执行权。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这针对的是公安机关侦办的案件，公安机关将《提请批准逮捕书》以及相关案件材料，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之后，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其次，检察院侦办的案件。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将。逮捕的意见移交本院审查逮捕的部门由审查逮捕的部门做出审查意见之后，报检察长或检委会审查决定逮捕。 最后，刑事自诉案件。由法院院长决定是否逮捕，如果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由审委会决定是否逮捕，并移交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逮捕的条件： 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适用时必须慎重，必须严格审查逮捕的条件，一般来看逮捕包括如下几项条件。 首先，是证据条件。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且存在着自杀、逃跑、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存在有可能打击报复被害人、证人等情况的，可在满足特定条件后，认为符合逮捕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当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且相关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其次，符合如下条件的应当逮捕。相关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且有可能存在自杀、逃跑，实施新的犯罪，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等的情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曾经实施过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告诉真实、姓名住址，身份无法查明的。 再次，可能存在转化逮捕的情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的期间严重违反相关规定，符合应当逮捕或者可以逮捕的情况。 最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或符合其他不应当逮捕的条件的，便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也可以不逮捕。 逮捕的审查批准与决定： 首先，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应当注意以下几项程序。 第一，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盲人聋哑人或者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案件存疑或重大疑难复杂，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第二，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的过程中，要注意听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提出相关意见的，必须听取相关意见。 第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之后可以批准逮捕或者不批捕。不批准逮捕的，如果不存在相应的犯罪事实应当告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如果相关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对该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公安机关认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问题的可以申请复议和复核。 其次，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对于检察院自行侦办的案件。由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在审查逮捕的过程中，也必须符合前述审查批准逮捕的条件。 最后，人民法院自行决定逮捕。刑事公诉和自诉案件中，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逮捕。在刑事自诉案件中，一般由人民法院的院长决定逮捕，如果案件重大疑难复杂的，由审委会决定逮捕。在公诉案件中符合前述条件的可以决定逮捕。 对特殊人员的逮捕： 对人大代表以及外国人这类特殊人员的逮捕，应当履行特殊程序。对人大代表进行逮捕时，必须报其所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对外国人进行逮捕时，应当在48小时之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并向同级政府外事部门通报。如果存在特殊情况的，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并征询外交部门意见。 逮捕的执行： 逮捕由公安机关具体执行，应当由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实施逮捕，逮捕时必须出具《逮捕证》，在逮捕之后要立即送押看守所，并在24小时之内讯问，以及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 羁押必要性审查： 将犯罪嫌疑人逮捕之后，必须进行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既可以由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也可以依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进行。如果经审查发现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犯罪情节轻微，或者超过了羁押的期限，或者复合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条件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刑事强制措施。 赌博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案情】2012年5月，被告人赖某个人坐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由刘小春（另案处理）在赣县韩坊乡做下线协助赖某接受投注，期间刘小春为赖某代码向钟某、黄某等人多次非法销售六合彩，金额共计6.3万元，赖某非法获利3.97万元。案发后，被告人的非法获利3.97万元已退清。 【审判】江西省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赖某非法销售六合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赖某能自愿认罪，积极退清非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赖某具有坦白、认罪、悔罪的从轻处罚情节。法院判决：一、被告人赖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万元；二、被告人赖某所退非法所得3.97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赖某提出上诉。赖某上诉提出，他只是借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号码与他人进行赌博，并没有真正从事六合彩销售，不属于向不特定公众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其行为只构成赌博罪而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赖某以营利为目的，利用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结果接受投注，属于利用“六合彩”信息相互竞猜，以财物下注赌输赢的行为，不属于非法发售彩票的行为。这种利用“六合彩”信息竞猜对赌的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而非市场经济秩序，构成赌博罪。原判定罪有误，应予纠正。该院遂依法判决：上诉人赖某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赖某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是构成非法经营罪还是赌博罪。对此，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赖某的行为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2005年5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祝二军在该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明确提出，发行、销售彩票属于赌博性质，但这种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赌博，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我国彩票发行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动辄以亿元计算，国家将其从传统意义上的赌博中分离出来，纳入专营的范围，使其性质从非法的赌博转变为合法的经营，国家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点也从社会管理秩序转变为市场经济秩序。我国目前经国家批准的合法的彩票业务只有体彩和福彩，凡未经国家批准发行、销售彩票的，包括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农村地区泛滥的“六合彩”，均属于非法发行、销售彩票。据了解，非法彩票活动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国家彩票的年发行额。如果按照赌博罪追究“六合彩”之类的犯罪，判处刑罚的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这与非法发行、销售彩票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存在明显的量刑失衡。综上，应对赖某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赖某的行为构成赌博罪，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赖某并未真正发行和销售彩票，而是以庄家的名义与他人对赌。在我国，从事六合彩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国内代销香港发行的“六合彩”的行为。其特点是香港赛马会的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个人，在国内销售香港赛马会的“六合彩”彩票，接受国内人员的投注，投注的资金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最后由香港赛马会进行开奖后的奖金兑付。此类“六合彩”活动，实际上是香港合法的彩票在境内进行销售，因我国合法发行和销售的彩票只有福彩和体彩，因此，上述在境内销售香港六合彩的行为，符合《解释》有关“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是利用香港的“六合彩”中奖号码接受投注的行为，即本案中赖某所实施的行为方式。其形式是庄家利用香港“六合彩”的中奖号码自行设定赔率，不采用香港“六合彩”彩票那种有固定格式的书面凭证形式，而是使用只有作案人员自己明白的特殊符号，在国内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接单等方式接受投注，投注的资金并未流入香港“六合彩”机构，待中奖号码公布后，由庄家兑付奖金。此类行为的特点是活动组织者以庄家身份与他人进行对赌和相互竞猜，以财物下注赌输赢的行为，而并未真正发行和销售彩票。因此，该行为特征符合赌博的客观要件，而不符合《解释》有关“非法经营罪”要求“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客观要件。 第二，从犯罪的客体上看，赖某利用开奖结果接受投注的行为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市场秩序，而本案赖某的行为方式所侵犯的对象有限，仅仅对有限范围内社会管理秩序造成较大程度的侵扰，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社会主义的社会风尚，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但对我国彩票市场秩序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客体要件。 第三，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看，本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实际发售彩票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因后者存在以“彩票”形式发行和销售的行为，主要侵害到国家对彩票市场的管理，危害更为严重，故对发行、销售非法彩票者，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而前者由于行为人没有采用“彩票”形式，也没有进行销售、发行的行为，仅仅是庄家与投注者利用“六合彩”开奖号码进行的对赌行为，且投注者的范围有限，不具备国家有关彩票规定的特定形式去干扰正常的彩票市场，不会直接侵犯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社会危害性比较相言更小，因此，对赖某的行为应当以赌博罪定罪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