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讲真话

       大有点“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味道。

       在一个同学群里一位老朋友反复提出“要讲真话”的话题。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可以讨论的、但，我对此提出了异议。就是不能简单地认识讲真话问题。人活着就要讲话，讲话是必须的。讲话就是使用语言。俗话说“不说话会憋死”。这是人在生活中交际的必要，不可或缺。人一定会对所有的事务发表看法和观点，即便是语言障碍者也有其它语言范式辅助表达自己的认识、看法。

       讲话就有各种各类的区分。诸如，实话、真话、假话、虚话、客套话、奉承话、违心话、真心话、私房话、官场话、礼义话、外交话，等等，不一而足。一个人，一辈子不知道说了多少话？甚至可以说离不开说假话。

       为此，简单的强调说“真话”，甚至把“说真话”作为衡量的标准，就绝对化。一般而言，讲真话，按照一定场合的具体情况来说，应该没有问题。然而，有些时候，有些场景，有些环境、有些地点，有些条件下，就另当别论，不能一概的要求应该讲真话。有些“善意的谎言”，有些“应景的语言”，有些“韬略的语言”等，还是要说的。去探望病入膏肓的人，少有人说“听说不行了，来看看您“；去祝贺小孩子满月，也少有人说”这孩子长成这样，长大了怎么嫁人！“ 这是日常生活层面。在社会生活层面，也必须是具体情况具体决定。例如，有些会议，有些公共场合，因情而定。在外交层面，假话真话，相互掩映，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须赘述。最关要紧的是政治层面，似乎”说真话“是真话论者的强悍主张的领域。其实，也未必然。很多政治性决定的会议，参与者表态、举手，当时是真话，真意见，历史证明决定是错误的，真话成了假话。有些政治家为了能有所作为，暂时检讨，说违心的真话，以图东山再起，也不是个案。他们那时的真话其实是韬晦之策，说的是不算数的韬晦话。

      因此，大而化之的简单化地提出”说真话“，并以此作为识人论世的标准，有失偏颇。

      那是不是说，就不要讲真话呢？当然不是。真话还是要讲的。讲真话也是有标准的。

      笔者认为，所谓真话应该在三个意思上来认识。

       第一，是否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真实意识表示“，是一句民法学用语。意思是说，只要是说话者在彼时彼地彼种情况下，其所说的话是其真实的意思，并明确地表达出来，就是真话。当然，这种意思表示，可能被认为正确，也可能被认为错误。

      第二，是符合实际的表达。这种语言表达的内容，在于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许多领导者要求下属讲真话，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的。他们号召”讲真话“，就是要听到真实情况。真实情况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可以虚言掩饰的。

       第三，是符合真理的结论。这是需要经过历史考验的真话。真话等同于真理。这个很麻烦。不是一时一事交流就能证明是真话的。例如，”日心说“战胜”地心说“，哥白尼和布鲁诺都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此，说出真理性的真话，确实需要勇气和胆识。可以号召，有几人能做到？有人用张志新作比，要求”文革“经历者都做张志雄，有强加于人的态度。英雄与群众的区别，就在于群众能否有英雄的认知能力与水平。人人可以是群众，人人难以成英雄。

        所以，要求讲真话的时候，一定要清楚是在哪个层次上要求的。如果是从”真实意思表示“上使用的话，那就可以理解重大历史关头人们的言行是否得以从宽对待的问题。例如，二战轴心国老百姓拥护本国政府发动战争的事例，更可以理解。同样可以理解中国老百姓参与”文革“的情况。”文革“是受到当时人民群众拥护的运动。拥护正确路线，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大多数人都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正是因为”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人们仅承担反思的责任，而不被追究。

       真话论者，不要空谈、泛谈讲真话。要具体地、针对性明确地强调”要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