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互联网支付环境下财产犯罪认定

遗产继承 19浏览作者: 章法律师

　　【摘要】新型支付方式带来了财产流动的多样化途径。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和财产转移的快捷性增加了流通渠道和提升了流转效率，与此同时财产犯罪手段也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在新型支付环境中，流转环节的间接化导致财产性质也因支付载体之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因此单从行为的个别外部特征讨论新型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的定罪问题必然导致罪名认定的偏颇，应以财产流转为线索，依托于财产性质之认定而揭示犯罪行为所指向法益，进而厘清新型支付方式下不同财产犯罪行为间罪名之分歧。

　　近年伴随“互联网+”理念日益贯穿经济生活的诸个方面，以二维码支付、手机钱包等为形式特征的新型支付方式也开始进一步为财产流转提供了便利化和多元化渠道，在此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共生出以此为载体的“新型”财产犯罪。尽管从本质上而言，其与其他“新瓶装旧酒”的互联网犯罪相同，仍难以逃出传统财产犯罪的樊篱。但是，以新型支付方式进行的财产犯罪，因其将虚拟财产和数字产品结合在一起，造成行为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呈现高度隐蔽性，这使得很多传统的财产型的犯罪在构成要件外部特征变得难以评价，也引发了很多罪名认定上的争议。客观而言，新型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的罪名认定关键还在于通过支付方式多环节化的层层遮盖把握财产流转的方向，与其讨论犯罪的行为、对象、方式法益侵害的外部表征，不如切实讨论每个犯罪行为所针对的网络财产内在属性，进而揭示其内在法益，这样才能精准定罪，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一、新型支付方式背景下财产走向是罪名认定的重要线索

　　目前学界有争议的偷换二维码案件就是此类问题的典型化表现。行为人将商店的支付二维码偷换为自己的，店主在一个月结款后才发现财产损失数十万元。本案究竟定性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存在较大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构成盗窃罪，理由在于：第一，本案的受害人为店主而非顾客，行为人通过换取二维码介入了交易渠道，截取了店主财物，而顾客虽然是财产的支付者，但是通过商品交换获得了服务，因而不存在损失，故此时的财产损失是店主财物，而非顾客的支出。第二，偷换二维码的手段符合盗窃罪和平窃取的特征，本案中“换”的行为和转移财产的行为都是平和进行的，不存在暴力冲突改变占有的可能，从外部行为来看符合盗窃罪的显著特征，因此认定为盗窃罪。第三，顾客并没有产生诈骗罪所要求的错误认识，只是交付错误。虽然顾客因为二维码的偷换，导致财产没有按照预期方向转移，但是这种错误是转移错误，不属于诈骗罪中的认识错误。该观点认为不是所有认识上的错误都是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诈骗罪的错误认识是引起财产转移的原因，但本案中认识错误是改变财产转移方向，而不是引起财产转移的原因，所以这种错误是认识错误中的对象错误，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1]第四，从外部行为来看，这种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和欺诈行为有显著不同，欺诈行为是改变认识活动取得财产，而换取行为是改变财产的占有，这种行为更加贴近于窃取，盗窃罪中的窃取行为即是改变占有状态的行为，从行为角度出发本案定盗窃罪更加合适。

　　二、新型支付方式背景下财产犯罪法益认定的必要性分析

　　进而言之，财产走向只是财产犯罪在新型支付环境下法益认定的外部线索，而准确把握多重支付环节和支付状态下特定财产的内在属性才能准确把握其所侵害的法益。从法理而言，法益是罪名认定的核心评价标准，如果仅从外部去观察新型的支付行为中的犯罪问题会导致无法廓清各个罪的边界，不能抓住每个罪的核心特征。同时，法益的边界是可变化的，法益的规范性构想不代表法益是静态的，而是在符合宪法目的的范围内向历史变化和经验性知识的进步和开放。在风险社会下，法益范围的边界变化也会加快，使我们不得不构想“和未来有关的犯罪构成”。罗克辛教授在《德国刑法总论》中也表示，“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超越具体法益的保护，通过与‘未来有关的刑法’保护”，但是在适用这种构想时应当注意刑法的辅助原则。

　　三、支付环境下财产性质的归属认定是罪名精确化的必然要求

　　新型支付方式致使很多传统的犯罪在犯罪构成上无法被完全填充，因此，个罪的显著特征成了学者们分辨各种犯罪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在某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可以帮助我们筛除掉很多多余的因素，但从定罪量刑的严谨角度来看，新型支付中财产流转必然会导致不同流转环节下的财产自身属性的变化，如果运用某一个罪的某一个显著特征去考量，就会把财产流转的过程作为单环节分析，自然也就无从辨别财产性质的动态变化。为了避免以点代面的错误做法，只能从分析各个支付环节的法益出发，分析各个行为侵犯的真实法益，通过法益区分各罪的内在功能，进而合理定罪。

　　究其本质而言，新的支付方式的出现仅仅改变了财产的占有方式和流通渠道，因此我们应当立足于不同状态的财产性质去探寻罪名认定的真正指向。不论法益为多么复杂的支付环节所包裹，法益与罪名之间理应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使是在法条竞合和罪数确定原则的情况下，法益区分仍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7]在找到用于定罪量刑的法益之前，揭开支付流转之“面纱”并准确认清各支付环节和支付环境下财产本身之属性才是准确认定罪名的关键。我们认为，新型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的认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获取他人银行卡信息并侵占银行卡内财物的行为，其钱款性质为个人储蓄财产，此时的财产虽然存储在银行中，但是被害人仍在观念上占有该财产，银行卡中的金额是占有的标志，根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3条，本案行为人进入银行卡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可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非法获取支付平台投资性财产的行为。以支付宝平台的余额产品为例，余额宝与支付宝的支付功能不同，其是一款理财产品，用户开通余额宝实际是与支付宝公司签订了购买理财产品合同，用户的钱款以理财合同为前提，通过网络支付转移至支付宝公司占有，其财产属于支付宝公司占有并使用，因此，余额宝中财产不应是用户观念上占有的财产，行为人改变支付宝公司的财产占有行为应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应定盗窃罪。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此时认定受害者是支付宝公司是否会引发大面积的用户起诉支付宝公司追索钱财，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司法判决应坚守公正底线，而以此类案件认定也可视为是一契机，倒逼支付宝等支付平台投入资金强化支付环境的安全保障，进而提供更高安全品质的支付环境。

　　(3)获取支付宝所挂钩银行卡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是两个行为，首先通过支付宝获取个人支付信息，其次利用支付信息转移银行卡内财产，这种财产仍是被害人观念上占有的财产，而与支付宝无关，支付宝只是获得个人信息的途径。此时侵害的利益实际有两种，第一个是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第二个是公民的财产利益，第一行为是第二行为的手段，两者之间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253条之一修改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成立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

　　(4)冒用他人名义在支付平台贷款的行为，其钱款性质是通过借贷合同获得的财产，所以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与支付平台签订借贷合同，两者处于合同关系中，支付平台出于合同义务交付财产，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是一种侵犯了交易关系的行为，表现为隐瞒交易时自己的真实信息、恶意使用第三方支付中的小额信贷的行为。这种行为隐瞒了自己交易时的真实目的，并且通过自己的行为使合同的合法目的无法达到，它不仅获取了小额的财产还侵犯了合同的真实性，通过合同使相对方向自己处分了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度消费小额信贷的行为，属于恶意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32号)第1条第6款中的“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排除了盗窃罪直接改变财产占有关系成立合同诈骗罪。

　　综而述之，“互联网+”带来了交易活跃，从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而言，未来的交易不会仅限于第三方支付的渠道，想要面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仅从传统犯罪行为的外部特征来评价罪名是不够的，法益标准之所以可以更加全面地回答其他标准不能回避的问题，因其本身就是各种主客观因素指向的核心，与其在外部探讨轮廓，不如深入问题的根本。只有跳出事实本身的桎梏，从法益角度还原侵害状态，才能准确厘定财产犯罪之罪名。

　　作者：蔡一军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法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