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犯罪律师辩护的原则及方法
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 张长海律师
自从2009年发表《醉酒犯罪的律师辩护困局及对策》一文后，我在以后的四、五年来不断的接到国内同行先后数十次的电话联系和电邮。询问《醉酒犯罪的律师辩护困局及对策》一文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询问此类醉酒犯罪案件在辩护时如何进行醉酒精神病法医鉴定前的调查工作，调查工作的内容和范围，调查材料如何撰写才能符合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机关的要求，以及该类案件具体操作上的原则、细节等问题。在此，根据本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及本人对此类问题的理解，一并答复如下。并根据本文的内容要点，命名为《醉酒犯罪的律师辩护原则及方法》。
一、醉酒犯罪律师辩护的一个原则。
就是醉酒犯罪的律师辩护工作“不要进行无罪辩护的原则”。
此原则的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依据此款，任何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必须在醉酒犯罪以后要承担法律责任，接受《刑法》规定的刑事处罚。只要你所辩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酒后实施了犯罪行为，不论具体的情节有什么变化，不论你辩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中得到什么鉴定结论（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你在实际的辩护中都不能进行无罪辩护。
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1、辩护律师进行“进行无罪辩护”，将与《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这条规定正面相撞和对立。首先在法理上将自己至于被动不利的境地，更不利于自己为当事人整个辩护工作的继续进行和开展。在国家立法机构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进行修改以前，辩护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念头连想都不要想。
2、辩护律师进行“进行无罪辩护”，必将直接与审判法庭对立起来，与公诉机关对立起来。致使你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准备的一切辩护观点和内容，会被整个法庭法官、检察们置若罔闻，听都不愿意听，更何来采信多少一说。
3、辩护律师进行“进行无罪辩护”，必将直接与该案件的受害人家属、朋友等等统统对立起来，他们及其他们的家族和所有的社会关系及其他们所能够影响到的的人，都会千方百计的为该案的审判工作设置障碍。使你的辩护工作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所以，辩护律师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刑事辩护时，无论从任何角度出发，都不能“进行无罪辩护”。
二、辩护律师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刑事辩护时，辨别被告人醉酒是否达到“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标准时，需要掌握的标准、方法和技巧。
（一）、辩护律师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刑事辩护时，如何确认该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需要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
如何确认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需要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首先要熟悉和熟练掌握进行醉酒精神病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相关医学、法医学的概念和诊断标准。这些相关医学、法医学的概念和诊断标准如下：
1、2000年我国制定的醉酒精神病病名标准及相关一些基本概念。
2000年我国制定了最新的精神病诊断标准，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就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2、我国国家制定的醉酒精神病的分类诊断标准。
在相关的诊断标准中“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中最典型的三类分类诊断标准分别是：
“10.1111单纯性醉酒(普通醉酒，也叫生理性醉酒)[F1x.00无并发症的急性中毒]
1符合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并在饮酒后急性发病，至少有下列1项：
①意识障碍；
②兴奋、自控能力下降、易激惹、或行为鲁莽，类似轻躁狂；
③抑郁、少语；
2吐词不清、共济失调、步态不稳、眼球震颤，或面部潮红等。
3通常与所用酒量有关，在大量饮酒后容易发生。
4并非由于躯体疾病或其他精神障碍所致。
10.1112复杂性醉酒[F1x.8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其他精神和行为障碍]
[症状标准]
1符合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并有颅脑损伤、脑炎、等脑病史，或脑器质性损害的症状和体征，或有影响酒精代谢的躯体疾病，如肝病等的证据。
2在一次饮酒后突然发生意识障碍，并至少有下列2项：
①病理性错觉或幻觉；
②被害妄想；
③情感或行为障碍，如兴奋、焦虑、紧张、恐惧、惊恐，或易激惹；
④无目的的刻板动作；
⑤冲动行为；
⑥痉挛发作；
3发作后对发作部分或完全遗忘。
[严重标准]自知力受损或社会功能受损，如丧失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
[病程标准]通常为数小时或1天。
[排除标准]排除单纯醉酒和病理性醉酒。
10.116病理性醉酒[F10.07]
病人在饮酒后突然发生暴力行为，这并非其清醒时的典型行为，其饮酒量不多（对大多数人而言，该量不会引起这类症状）。
[症状标准]
1符合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2饮酒量虽然不大，但在酒后突然发生意识障碍，并至少有下列2项：
①病理性错觉或幻觉；
②被害妄想；
③情感障碍。如兴奋、焦虑、紧张、恐惧、惊恐，或易激惹。
④暴力行为；
⑤痉挛发作；
3发作后对发作完全遗忘。
[严重标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如丧失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有自知力障碍。
[病程标准]在酒后突然发生，通常历时数小时或1天。
[排除标准]排除单纯醉酒和复杂醉酒。”
3、上述与醉酒精神病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有关医学、法医学的概念和诊断标准的来源——《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法律性质。
毫无疑问，上述与醉酒精神病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有关医学、法医学的概念和诊断标准的来源——《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法律性质，在法律分类上属于是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和标准。具体来说其所包括的内容有：历法制度、度量衡制度、文字使用和规范标准、以及国家在为了维系国家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而制定的一切有关自然科学、行业制造产品质量、规格的强制性的制度和标准。
“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和标准”，他是一个国家和整个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也是整个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运转的基础。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不服从，否则将造成天下大乱。而2000年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就是我国精神病的病名和诊断的国家标准。
“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和标准”与我国属于社会法律科学的《刑法》《刑诉法》相比，“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和标准”也同样是《刑法》《刑诉法》的基础。离开“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制度和标准” ，《刑法》《刑诉法》将会在犯罪的数量、性质上无法界定、认定、惩处相关犯罪活动和犯罪主体的。
4、复杂性醉酒是辩护律师必须重点全面掌握和运用的醉酒类型。
在前述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中最典型的三类分类诊断标准中，单纯性醉酒(普通醉酒，在国内教科书和理论中也叫生理性醉酒)，在我国的刑事法医鉴定理论中属于要完全承担刑事责任的醉酒类型。而病理性醉酒虽在我国的刑事法医鉴定理论中属于要部分承担或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醉酒类型。但是，病理性醉酒由于在刑事实践中所占比例极小，所以它和单纯性醉酒(普通醉酒，在国内教科书和理论中也叫生理性醉酒)，不属于辩护律师重点掌握的醉酒类型。而复杂性醉酒是辩护律师必须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的醉酒类型。
5、律师如何掌握复杂性醉酒中，符合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状态以外的，“并有颅脑损伤、脑炎、等脑病史，或脑器质性损害的症状和体征，或有影响酒精代谢的躯体疾病，如肝病等的证据。”
辩护律师掌握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复杂性醉酒中，符合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状态是很容易的。只要将醉酒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行为状态，对照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就可以了。但是要弄清“并有颅脑损伤、脑炎、等脑病史，或脑器质性损害的症状和体征，或有影响酒精代谢的躯体疾病，如肝病等的证据”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就要从头说起。
首先说一下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就是这些证据就是复杂性醉酒的复杂性的所在和所指。就是因为这些证据的存在，而产生了复杂性醉酒的“复杂性”。而这个“复杂性”的证据，就是辩护律师必须掌握和必须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寻找、搜集和固定的证据。
下面按照这个“复杂性”的证据的分类解释一下他们的分类。实际上他们的分类与精神病产生的原因是有些类似。具体是：
（1）产生精神病的第一类原因就是人的基因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基本形态及其身体结构的形成，首先来自自己父母及祖先的基因遗传因素，自己父母及祖先的基因遗传因素是每个人能够区别于其他人的先天因素。当然，在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自己父母及祖先的基因遗传因素中，难免存在一些负面的基因遗传因素，就会使少数的个性的人体存在一些遗传的先天性的疾病。如这个“复杂性”的证据中的“等”遗传性脑疾病。而这些“等”遗传性脑疾病，就是第一类“复杂性”因素的所在和所指。当然，家族中有遗传的精神病的人那更是我们要重点收集证据的重要事实证据。
（2）产生精神病的第二类原因就是人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因发育不全或受伤、生病形成的各类“颅脑损伤、脑炎……等脑病史，或脑器质性损害的症状和体征”。如因受外伤形成的脑震荡等颅脑损伤；因感染疾病形成的脑炎及其后遗症；因发育不全形成的各类脑器质性损害的症状和体征；等等。而这些，因发育不全或受伤、生病形成的各类脑类疾病，就是第二类“复杂性”因素的所在和所指。具体表现为被告人本人是否受过脑外伤，如车祸、摔伤等等。
（3）产生精神病的第三类原因就是人在正常的生活中，因传染疾病而服用的各种药品，如某些戒毒药品就明确标明，其后遗症包括：精神错乱。因饮食等原因进入人体内的各种其他“精神活性物质”，如酒依赖症等等。还有就是误食化学药品、接触农药等等。这就是第三类“复杂性”因素的所在和所指。
（4）最后一类“复杂性”因素则与以上产生精神病的原因无关，他就是因人在日常生活中因患有能够阻碍酒精在人体内正常循环、分解的疾病及其状态。具体就是“有影响酒精代谢的躯体疾病，如肝病等”，如肝硬化等肝病等等。这就是第四类“复杂性”因素的所在和所指。
以上，这四类因素的存在及其证据的搜集，就是我们辩护律师在确定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是否需要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时，必须掌握和必须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寻找和固定的证据。只有醉酒状态和犯罪的状况及证据，没有这些“复杂性”因素的存在和这些证据的搜集和固定，是无法将可能的“复杂性醉酒”鉴定成功。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工作，将会一事无成，或进行后得不到预想的结果，并导致申请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工作最后遭到失败。
三、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主观故意，其中的一部分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属于间接故意的范围。
1、在相当一部分的醉酒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作案时已经意识中断，一般都说不清自己在醉酒以后为什么要进行犯罪和怎样进行了犯罪。就是说，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醉酒犯罪中的主观方面是缺失的。而辩护律师恰恰可以以这一点为依据，设定和开展自己辩护工作的第一步。
根据醉酒犯罪的律师辩护工作“不要进行无罪辩护的原则”，根据我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这部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醉酒犯罪中的主观故意应为为间接故意。这部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醉酒犯罪中的主观方面的具体表现是：醉酒人明知醉酒后可能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的后果，而放任自己喝醉，从而造成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后果。而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放任发生犯罪后果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的主观故意应为间接故意。
2、、在另一部分的醉酒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作案时的意识尚未中断，还能够说清楚自己的犯罪经过。但是也还是说不清自己在醉酒以后为什么要进行犯罪，说不清自己当时的主观方面是怎么想的。承认自己犯罪，但不承认自己有犯罪的想法和动机。
依据醉酒的病理学原理，这部分人说不清自己在醉酒以后为什么要进行犯罪的原因，在于这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作案时，自己的神经已经被酒精麻醉到一定的程度了，其辨别力、思维能力已经严重下降到极点。同时，由于每个人的大脑结构和神经血管生理上的差异，酒精对其脑神经中记忆能力的损害尚轻，致使其记忆能力还能够较好的存在，从而没有发生意识完全中断的现象。
那么，这一部分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犯罪的主观方面属于什么状态呢？要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规定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诊断标准和刑事审判实践经验来判断，
根据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经验，在醉酒后的犯罪中，只要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属于以醉酒掩盖犯罪或伪装成醉酒进行犯罪，而企图逃脱刑罚惩罚的证据的话。那么这部分醉酒人犯罪在主观方面同样应为间接故意的犯罪故意。就是醉酒人明知醉酒后可能给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的后果，而放任自己喝醉，从而造成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后果。而在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中，放任发生犯罪后果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的主观故意应为间接故意。
根据我国刑事审判实践，对间接故意的犯罪人在量刑上与直接故意的犯罪人是有区别的，一般都要在量刑上有所从轻和减轻。因此，我们要建议法庭对这一类醉酒犯罪人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和量刑上要予以慎重和区别对待。
最后，要说的是，根据我国刑事审判实践，在醉酒后的犯罪中，还有有极少数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属于以醉酒掩盖犯罪或伪装成醉酒进行犯罪而企图逃脱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对这极少数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醉酒犯罪行为，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对他们只能够按照直接故意犯罪进行辩护。
四、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时，律师所需进行的个人醉酒犯罪前饮酒现状、历史、家庭遗传病、个人身体状况等等状况调查的实质。
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时所需进行个人状况调查的实质是：就是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收集、补充其本人患有“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病历。
这是由于我国有关精神病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这个特殊国情就是：一是有关精神病的医疗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在我国普及率极低。二是由于以上相关知识在我国普及率极低，带来了我国大量的精神病患者就医率极低。所以绝大多数的醉酒精神病人没有就医，没有病历。以精神病中比例最大的抑郁症为例，根据“2009年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一篇流行病学调查估算，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而目前我国抑郁症识别率仅为30%，识别出来就医的患者也只有30%，这意味着抑郁症就医率不足10%。所以，就造成在我们的周围不断的发生因抑郁症而自杀悲剧的常见现象。
而由于醉酒所引起的精神病一说，在目前人们社会常识中更是属于孤陋寡闻的状况。虽然，在世界的范围内，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醉酒所引起的各种精神异常的状况就已经被科技先进的国家列为精神病治疗、诊断的范围。但是在我国直到2000年，这种醉酒所引起的各种精神异常的状况才被纳入精神病的病名标准和诊断标准之中。可以说，2000年以后毕业的医学、法学类大专院校的学生，才知道醉酒所引起的各种精神异常的状况属于精神病的范畴，更不要说什么治疗了。而2000年以前毕业的医学、法学类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在这一点上依旧属于“科盲”的状态（当然不排除这些行业内的专业提高和补课）。同时，由于我国精神病知识的不普及，社会上由于醉酒而患有各种精神病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到医院治疗自己的神经病，更不要说有什么病历了。所以，要想做好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工作，就必须为他们进行个人醉酒犯罪前饮酒现状、历史、家庭遗传病、个人身体状况等等状况的调查，为他们补写醉酒精神病发病及其病情状况的“病历”。以保障他们的刑事诉讼权利得到保护。
三是我国歧视精神病人的现实和严重后果。
我国在近代历史上曾长期在经济和科技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我国由于医学和精神病学的长期落后，在我国社会上还形成了对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歧视现象。患者及其家属的“病耻感”，是阻碍患者治疗、诊断的一大“绊脚石”。即便患者已经认识到醉酒所引起的各种精神异常的状况是疾病，是精神病，但由于社会对精神疾病普遍存在歧视和偏见而不敢去面对和接受。很多病人对看普通的精神病科都是很忌讳，不少去精神病院就医的患者宁肯自费的现象，就是怕单位知道，怕家属院的邻居知道。在我国，甚至连骂人首选的话语，都是“你有病（精神病）”。
这种环境下，不要说绝大多数的因醉酒所引起的各种精神异常的状况的人，不知道自己醉酒是属于精神病。就是知道了自己醉酒是属于精神病，也不会到医院去诊断和治疗自己的醉酒精神病。在我的刑事辩护经历中，甚至还发生过醉酒抢劫的某案犯，其家长在聘请我担任律师。在我完成对他的醉酒犯罪前饮酒现状、历史、家庭遗传病、个人身体状况等等状况的调查后，在已经得到法院批准对其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时候，又由于家长的阻挡被迫停止进行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事情。据该家长说：我娃宁肯坐牢，也不能到精神病院去做鉴定。把我娃鉴定成精神病，我娃以后咋找媳妇。当然，这是极端的案例了。
因此，在我国这种有关精神病的特殊国情下，我国的刑事辩护律师要想做好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工作，就必须为他们进行个人醉酒犯罪前饮酒现状、历史、家庭遗传病、个人身体状况等等状况的调查，为他们补写醉酒精神病发病及其病情状况的“病历”，以保障他们的刑事诉讼权利得到保护。
五、如何做好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申请工作。
从我的辩护经历看，现在在辩护过程中申请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工作，是越来越难了。据我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
1、律师申请精神病鉴定的鉴定的权利与控方在刑事程序法上严重不对等。
目前，律师申请办案机关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法医鉴定的法律依据，就是只有《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权和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后，律师可以代表其本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以及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
总之，在目前的《刑诉法》体系中，律师没有能够与控方对等的，能够独立提起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权利。虽然在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中，曾经有过讨论和争论，但是，律师能够独立提起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权利，还是没有能够写入2012年《刑诉法》的修改条款中。
虽然，现在的《刑诉法》中，律师没有能够独立提起对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的权利。但是，由于2000年我国制定了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使我们律师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辩护和申请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有了实体法的依据。因此，我们律师仍然不能够放弃在具体辩护中的抗争，不能够放弃我们在辩护中的话语权。最少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报告权和辩护权发出我们的声音和辩护意见，为下一次的《刑诉法》的修改奠定基础。
2、抓住一切机会，充分行使我们的报告权和申请权。
虽然我们律师在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申请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是越来越难了，但是，公、检、法三家在对待我们律师的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申请醉酒精神病的司法鉴定上，其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比较下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是最容易接受我们申请的部门。因为他们与判决结果的关系，与法院还是有所区别的。而且，在具体公安行政法规中，对律师申请精神病鉴定和其他的法医鉴定，还是有所规定和实践的。我自己经历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做成功的案例也都是通过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批准后进行的。
所以，我们律师就要在这种实体法有依据和程序法没有依据的夹缝中生活和辩护。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就不但可以为我们律师挣得话语权，也会为下一次的《刑诉法》的修改奠定相当的基础。我坚信，我们律师真正在《刑诉法》中获得为醉酒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申请醉酒精神病司法鉴定提起的权利的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张长海律师供职于陕西力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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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5日
